我觉得，中国历史上学术最繁荣的时代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期。我发现学术繁荣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自由的空间、宽容的精神和真诚的愿望。

　　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因为当时的士人很自由，当局也很宽容。士人，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吧，周游列国，朝秦暮楚，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各国的君主、诸侯、大夫，也很大度。没有谁一言不合，就拎起刀来杀人。他们顶多也就是不听你的，然后客客气气把你打发走，这才出现了百家争鸣，才涌现了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风气，学者之间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发展为人身攻击，学生分成两个阵营，然后互相整对方的学生，比如说你的学生来我这里答辩，我就不让你过。

　　因为看不下去这种现象，我和厦门大学的杨春时教授曾经搞过一个教学实验，就是在课堂上，我们两个人针对实践性美学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争得很厉害，让研究生们在一旁听。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们明白，我们俩虽然学术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

　　在我看来，自从教育部对高校进行所谓的教学改革，也就是采取量化管理之后，中国大学的学术氛围和教学质量就不断下滑。陈丹青先生在谈起这个问题时用的是工具理性批判的思路，而我更同意李零先生的看法，那就是量化管理把高校变成了养鸡场。在这个鸡场里，老师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做学问，好好带学生，光忙着生蛋了。规定从讲师变成副教授，你要生多少个蛋；从副教授升成教授，又要生多少个蛋。还规定这几个蛋要生在什么地方，比如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什么的。

　　我建议大学的事情就该让校长管。像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南京大学的曲钦岳，都是我最欣赏的、深深敬佩的校长。

　　当下，不少人都在讲，泱泱大国，居然没有一个科学家获诺贝尔奖，岂非说明教育失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中国基础教育的质量，其实并不差，我们完全不必有杞人之忧。该忧虑的反倒是：真到有人获得诺奖的那天，中国教育的批评者，会不会一夜之间变成礼赞者？把能不能得奖看作成败的标准，恰恰证明中国教育出了严重的问题。

　　脑子被搞坏的表现之一，是不但不会分析问题，甚至也不会提出问题，包括不会反问、批驳、质疑。不会辩论，是因为不会思考。不会思考，则是因为我们的学校，从来就不教这个。学校里教的，是正确的标准答案，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怀疑批判是不允许的，分析和实证则是不训练的。至少，文科的课堂里没有，老师们也不会。文科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全靠中学时代平面几何打下的底子，还得当时就喜欢这门课才行。

　　甚至就连理科的课堂，也往往只有科学手段（技术和技巧），没有科学方法，更没有科学精神。什么是科学精神？我以为，就是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分析精神和实证精神，是这四种精神之总和。缺乏这个，结果谁都不会独立思考，每个人都丧失了自我。自我的丧失，必然伴随着道德的沦丧。因为真正的道德，必须也只能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怎么可能爱别人、爱社会、爱国家？

　　受教育者丧失了自我，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丢掉了根本。今日之中国，学校是工厂，院系是库房，班级是车间，学生则是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齿轮和螺丝钉，只不过有的镀金，有的镀铜，有的压了塑料膜。但指导思想和生产模式，则是一样的。目标，是“望子成龙”；标准，是“成王败寇”；方法，是“死记硬背”；手段，是“不断施压”，还美其名曰“压力即动力”。至于孩子们是否真实，是否善良，是否健康，是否快乐，没有人去想。

　　必须改正。怎么改？回到根本，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让每个人都成为“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