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讲，不行贿是我到深圳之后的做事原则。我是这样，企业也是这样。

　　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个人不行贿，但是你的公司就没有行贿的行为吗?我想一个公司，如果从制度上确定一件事不能做，那财务上就无法支出。作为万科来讲，它是制度上不允许行贿，尽管到现在很多人不相信，但是还没有揭发一个案例说万科在行贿。

　　不行贿作为一个底线，大家都认为不可能，或者认为可能，但觉得很难。刚才我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说它是可能的，第二难不难?它确实很难，但是不像想象 的那么难——如果你假定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行贿的社会，当然不行贿你会无法生存;但是如果你假定这个社会既有受贿的风气，也有不受贿的廉洁官员，这样做就不 那么难了。

　　大家更多把我和登山联系在一起，我觉得登山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之所以成为企业家，那是职业上的选择，从某种角度上是一种被动，正因为你事业成功了，生活上就可以做愿意做的事情，可以冒险。

　　我的身份别人看来是知名企业家，跟登珠峰就不大有联系了，就会得出很多猜测——说这家伙是靠登山出名，他怎么可能登上珠峰，一定被人抬上去!

　　这种猜测我不多解释。我想说的是，首先登山是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即使做企业很成功了，它并不是我非常喜欢做的。我也想搞艺术，但是我这方面没什么才华。首先对自身的满足，这非常重要，再一个是对自然的热爱，这样我就去登山。

　　就给我这两个头衔，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非常清楚，登山家和企业家选择哪个?我选择企业家，因为那是我的立足之本，谋生就靠那个，登山家是业余爱好。如果说我能靠登山赚钱，当然选登山家。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次《南方周末》让我选，企业家、登山家、不行贿符号，你选择哪一个?我选择不行贿。为什么呢?你觉得可以做的事情、最起码的事情，反而成为你的标志符号，不行贿是一个标志，我觉得很荒诞，是《南方周末》荒诞，王石荒诞，还是这个社会荒诞?

　　我们来看看是谁的荒诞。

　　八年前，去云南参加一个企业家论坛。我上去发言，讲到万科的不行贿，有一位嘉宾，也是国内比较出名的企业家，他上来的大意就是王石先生不行贿，我很佩服，但是只是个案，因为在中国不行贿，一事无成，比如说我就行贿。下面是三百多位企业家热烈的掌声。

　　我讲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他讲他行贿的时候下面是掌声雷动。我坐在台上多少有点尴尬。

　　这给我刺激非常大，现在不行贿成了过街的老鼠，行贿反而成了英雄了。

　　第二个例子，在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一年一次和学生讲企业伦理道德。第一次讲课的时候，当我讲到万科不行贿的时候，讲师说王石先生你停一下，请北大的学生，人数大概是二百多人，说相信王石先生不行贿的请举手。结果举手的不超过1/3，我相信有的人还是给我面子。

　　这种情况持续了八年，我去年经历了万科的“捐款门”，我的信用、社会形象遭到了挑战，再一次到光华管理学院讲课的时候，很有意思的是，这位讲师现在是教授了，把我多年前第一次讲的录像放出来了，再问，下面请相信王石先生不行贿的举手，这一次举手超过一半，还不是全部。

　　这个主题，我不仅仅在大陆讲演，也在新加坡、香港、台湾讲演。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显然他们非常佩服，相信我不行贿。

　　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哪里?不在于社会风气怎么样，不在于行贿不行贿，而在于社会的价值标准——就是行贿是肯定的，不行贿是否定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而且突然发现，万科成立25周年，《南方周末》也成立25周年的时候，选择我的符号是不行贿。我觉得这是社会的荒诞。

　　从艺术理解力来讲，我始终还是停留在印象派的水平，到毕加索的画我就看不懂了，这和我小时候所受的教育有关系。现代主义哲学，我也看不懂。但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我今天理解了，什么叫存在主义?就是它的偶然性和荒诞性。

　　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讲到文明复兴，从我经历1950年代、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到现在GDP挂帅，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改变这种现状，将非常糟糕。

　　最后，我也很想就江平教授的法治天下，来谈谈我的感受。

　　万科曾经就两个案子打官司，中院我们赢了，对方上诉到高院，我们又输了，最后不得不到最高法院要求终止执行，我们和最高法院没有任何关系，最后还我们公正。所以要讲公平，法治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中国既然面临偶然性和荒诞性，实际上我们要走向法治社会，可以说很难，也可以说不难。比如说我们谈到农民问题，多少年的农业税，说取消，一个文件就取消了。现在我们既然谈到平等，社会上更多强调的是一种生存的平等，我觉得是不够的。要做到平等，最起码在就业、受教育等方面，尽量取消二元化社会。农民进城，他们的子女教育、医疗保险能和我们城市人一样，我觉得中国的未来复兴就非常有希望。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