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一心想在美国医疗保健、汽车和银行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即使不是完全接管这些行业。在这之前，看看政府运营企业的既往表现不失为一个好主意。那真是一团糟。

　　比如，在1913年，由于认为钢铁公司对军舰用钢板的要价太高，联邦政府决定建立自己的工厂。当时估计年产能1万吨的工厂所生产钢板的价格可能只是钢铁公司要价的70%。

　　当工厂终于建成时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三年后了，总投资超出了预算几百万美元，所产钢板的价格是钢铁公司要价的两倍。它只生产过一批钢，然后就停业了，再也没有恢复过生产。

　　不妨再看看美国联邦医疗保险。除了保费来源以外，它在经济上与普通的医疗保险的公司没有什么不同。但与UnitedHealthcare这样的公司不同，它是一个让官僚机构难以摆脱的恶梦，不断传出浪费和欺诈丑闻。去年，政府问责局估计，美国联邦医疗保险报销的轮椅和医院床位等耐用医疗设备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存在不当或欺骗行为。美国联邦医疗保险是如此地疏于监督，它甚至曾给截肢者报销了矫形鞋的费用。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它们是政府运营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众多的原因使其成为了一种先天不足，其中包括：

　　1) 政府是由政客，而非商人管理的。政客只能做出政治决定，而非经济决策。毕竟，他们最看重的是竞选连任这项业务。出于这种需要，政客们可能总偏爱短期效益。对政客来说，现在显得好比长远结果更重要，即使长远结果可以很容易地预见到。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弊端多年前就已明显暴露出来，但政治因素却阻碍了必要的改革。

　　政客们往往将狭隘的利益凌驾于可靠的经济意义之上。我们不妨假设一下。爆发了全国性的产品危机，而参议员斯努特是参议院产品委员会的主席。有两种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普遍认为在这两个技术中A技术更有希望。但已在开发B技术的公司其总部位于斯努特所在的州，它在当地雇有40,000名工人。斯努特会用他强大的立法影响力推动哪项技术呢?

　　2) 政客需要轰动效应。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做些什么(“斯努特参议员着手应对产品危机!”)，即便在什么都不做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之际。市场能够有效地处理过剩和短缺，但却无法制造有利的头条新闻，反而常常产生相反的效果(“斯努特参议员未采取措施应对产品危机!”)。

　　3) 政府用的是他人的钱。而企业花的是自己的钱。企业是创造财富的机器，不同的人(投资者、管理者和劳动者)在共同遵守一套既定规则的前提下走到了一起，他们希望能共同创造比各自单打独斗更多的财富。

　　因此企业中的劳资谈判是商讨如何在股东和工人间分配所创造财富的过程。每一方都知道，如果他们在谈判中的立场太过强硬，就有可能杀了给双方都生金蛋的鹅。只要问问通用汽车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就知道了。

　　但是，如果是学校董事会同教师工会坐下来谈判，或是决定需要多少管理人员时，鹅就成了纳税人。这也是如今公务人员的福利往往要大大好于私营部门员工的原因。这也是纽约市公立学校系统的管理人员与学生人数之比是该市天主教学校系统10倍的原因，至少在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负责这一系统前是如此。而在进入政界前，布隆伯格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