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记者：温家宝总理最近在湖南省考察时指出，由于世界经济走势还不明朗，特别是外需继续减少，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够稳固，要做好长期应对困难的准备。您认为近期经济发展会面临哪些困难？
陈东琪：首先，从外部角度来讲，外贸出口增长前景不明，尤其是短期增长。主要是四个大的贸易伙伴有效需求在收缩，欧洲、美国、日本、东盟地区，我们出口主要是这几个大的市场。而这四块的需求由于全球衰退带来的需求收缩，特别是美国，这次危机以后一个是金融监管会加强，二是会改变过度消费的模式。美国作为我们的大出口市场，如果需求不景气，对我们的出口有很大影响，而且美国的经济恢复还需要很长时间。欧洲、日本也是这样。我们外需不好，还可以搞内需，他们不行，房子有了，车有了，社保买好了，家庭医生都有了。它搞内需的压力很大，我们现在刚起步，所以还有很大的空间，落后也是资源。东南亚这些国家的需求也在收缩。因此，我国今年的出口增长到目前都是负增长，还都是两位数的负增长，从出口增长到进口增长都是负的，所以说我国外贸前景不明。
其次，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持续增长后劲不足。主要是实际失业率提高。居民的收入没有明显加速上升，财富效应下降，转而收入减少。要使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必须有收入的增长。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下一步要促进经济回升带来就业同步增加，从而使居民收入增加。
再次，民间资本投资体制不活。目前的投资主要是政府财政资金推动的投资，投资持续时间过长，公众投资的边际效益会下降，民间投资就会失去积极性。要改善投资结构，民间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必须跟上来。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是资金，第二是体制环境，比如有些垄断行业，民营资本进不去，这是制度性的门槛。资金方面也是这样，金融体系里存在对某一部分企业的金融排斥现象，这两个体制制约了民间资本的发展，而民间资本投资将会是整个投资持续增长的关键推动力。
第四，物价基本稳定的基础不牢。物价基本稳定既要防止过高的通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CPI连续几个月下降，PPI连续下降，而且是不断扩大，因此近期来讲，通货紧缩压力还是蛮大的。但我们毕竟搞了那么多的资本投入，中长期有通货膨胀的隐患，现在货币流动性慢还没有问题，一旦货币流动性加快，就会带来通货膨胀。因此，整个政策选择面临进和退两个压力。我们怎么样从里面找到均衡，这是操作的技巧。
第五，结构转化升级动力不强。尽管三个结构有出现转化的趋向，但是整体来看，我们的结构转变内生性动力不足，从东部地区来讲，珠三角、长三角被倒逼着进行结构调整。但是结构调整在这次危机之前进行得比较慢，这次危机带来调整压力，但调整结构不是周期性地调，是持续性地调，要求结构调整有制度性、体制性、机制性的安排，必须是长效的、内生的。这种结构调整要求我们制度跟上。
下一步宏观调控着力是促进经济持续回升
记者：面对这些新问题、新矛盾，下一步宏观调控的方向是什么？
陈东琪：宏观调控下一步特别是今年后两个季度，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研究，一个是总量调控，主要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另外一个着力点是通过改革开放促进体制创新，搞活市场，为今后的新一轮经济繁荣做准备。第三是结构调整，着力促进发展模式的转变，这次是机遇，既有被迫性，又要有主动性。
第一，从调控的措施选择来看，基本的措施，财政货币政策还是维持去年10月以来的选择，开支还是要增加，减税的措施还是要继续。财政方面，无论是增支还是减税，两个方面的空间都还有。落实4万亿，地方政府要赶快配套，钱从哪里来，恐怕还得想办法。
第二，从产业政策角度来讲，继续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重化工业模式还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特别是有的地方重化工业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技术产业和重化工工业的两个轮子一起推，想办法推动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一些高科技行业。
第三，推动各项改革。
价格改革。除了商品价格还有服务价格、资金价格，其他要素的价格，汇率机制的改善，等等。我们要研究与国际接轨的办法，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中国在这方面要做一些准备。我们在科技等方面不足，但也有些领域我们有话语权优势，像铁矿石，我们是主要消费国家，比如石油，中国和美国都是主要消费国家，能不能研究合作机制，争取更多话语权。中国今后还是可以通过国内相关的价格机制改革逐步地更为市场化，更为国际化的。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近中央出台了相关的措施，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我们的消费率为什么这么低，为什么储蓄这么高？储蓄高跟社保有关系，储蓄是为了社保，是被迫储蓄，消费率低还是收入不够，说明收入分配格局有问题，财政收入、国有企业收入占GDP的比重增加，而居民收入，特别是居民的劳动收入占GDP比例下降，经济增长有一部分没有变成国民的直接福利，没有变成消费，而是变成一种数字。要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就要增加劳动收入所占比重，使企业的收入部分相对降低，这样有利于长期储蓄和消费模式的转换。从扩大内需长远战略来讲，这个改革应该加快推动。
金融制度改革。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带来全球的金融市场动荡，而且使全球金融资产大幅度缩水，整个亚洲缩水将近10万亿美元，这次金融危机的全球代价非常大，因此对金融体系的改革非常重要。从发达国家来讲应该加强监管，原来是监管不够，造成滥用资源，特别是美国因为有货币霸权，衍生出金融霸权。所以，金融体系改革应当是建造全球各方利益都能够得到满足的货币体系，加强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对中国自身来讲，我们这次的金融监管经受了考验，我们的金融体系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我们存在的问题是金融体系效率不高，创新不足，一方面银行的存款非常多，一方面是“要钱没有”,整个制度建设还是有缺陷，中小企业得不到相应的资金，农民要搞项目得不到钱，除了政府补贴，在市场上得不到支持。说明金融体系运作还有很大的空间，金融要加快创新，这里包括民间金融等。
陈东琪经济学博士，1990～1991年、1992～199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做特等生和博士后项目研究。1999～2001年，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2002～2003年，任国家计委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2003年6月以来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7年成为社科院有突出贡献专家，同年入选国家七部委“百千万人才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