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几个大的判断下，我想讲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问题，因为还是首先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而这从根本上讲，问题就是要转变增长的机制。我想跟大家讨论这么一个概念的问题。我想是不是用“转变增长机制”这词比“转变增长方式”这词更好一点，可以更少一点争议。写进了中央文件的词，中央文件改不改不是我们的事，我是想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哪个更科学。近几年来，我们经济学家的争论，和现在社会上发生的问题，有的地方与“增长方式”这个词引起的误解有关。我们比较一致的，是要改革经济体制或经济机制，要发展市场机制，要改变产权制度，等等这些内容，而不是什么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一提到这些问题，争论就来了。这是因为“改变增长方式”这个词很容易被解释为改变产业结构，被说成是“结构转型、升级”,而且是“政府所主导、所决定的产业转型”.现在各地说转变增长方式，很多地方并不是转变经济机制，而就是搞什么产业转型，政府决定搞什么产业不搞什么产业。政府怎么知道搞什么是对的呢？而且话说回来，我们经济学家，我们知道吗？我们也不知道。这应该是由市场决定。一个国家当前最好的、最优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是由要素的结构决定的，而决定的机制，就是在合理的价格体系下由市场竞争决定。如果不是市场机制，由政府来决定，或是价格体制受到人为的控制，价格体系是扭曲的，产业结构就一定是扭曲的。“转变生产方式”这个词，“方式”是包含增长机制，但是“方式”这个词更多的跟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相联系，结果就往往变成了讨论搞什么技术，讨论有没有资源，是要搞大企业还是要搞小企业等，而不是研究如何使机制正确、效率如何真正提高。现在的提法，太多的东西变成由政府操控，而根本要改的却长期没有改。转变增长机制，直接突出重点，直接讲体制改革，有了好的机制，本身会产生一个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才真正会有效率。所以这样一个词也更能够强调政府该干什么，政府的主要的职能，特别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来讲，就是改变体制。政府要做的，一是公共资本（包括基础设施）的积累；二是发展教育和医疗社保，增加社会的人力资本；三是发展科学技术研究体系。想一想，如果我们70%的农民都能够得到大学教育，那我们的经济结构一定不是现在这个结构，我们的创新能力一定跟现在不可同日而语。而在70%的劳动力还只是小学教育的时候，我们最优的产业结构一定要包括大量的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不然这些人就失业，就“返乡”去务农，收入差距就别想缩小，政府硬要消灭那些产业，结果就会是自食其果，导致失业和社会不稳定。

　　改革财税体制，改变收入结构，才能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

　　面对全球经济调整，我们要加紧从体制上解决消费基金过少的问题。现在，我们面对全球经济危机，保护主义抬头，包括美国由于金融危机、金融结构的调整，它的储蓄率可能会有所上升，消费需求可能有所下降。当然我不认为会有根本大的变化，美国原来80%左右的消费率，20%左右的储蓄率。现在可能是75%的消费率，25%的储蓄率，这储蓄率包含了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但这是在危机当中。过了危机，长期来看，它的储蓄率能提高两个百分点就不错了。但毕竟，它2个百分点的变化，也意味着对我们消费品出口需求的很大的变化，对我们的市场也是个大的冲击。现在的冲击是有，从长远来讲，市场增长的速度放慢，是我们面对的现实。而面对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解决我们的最重要的结构失调，即我们的消费率太低，储蓄率太高的问题，GDP当中51%是储蓄，35%的是居民消费，这是不可持续的，这是极度扭曲的结构。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就是要从体制到政策，真正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这方面我们正在做一个研究，进一步把资金流量的数据和其他一些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我们储蓄率高，消费率低，不是因为居民部门大幅度提高了储蓄，居民储蓄率过去10年、15年，是27%到30%左右，消费率70%左右，其实是相当稳定的。我国国民储蓄的大幅度增长，主要是企业部门储蓄的增长，而这后面的问题显然是收入结构的问题，储蓄那么高是因为企业未分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大提高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这是根本的问题。我当然不否定如果我们的社保等等一些方面有所改变的话，居民储蓄率还可以进一步降低，但是根本要改变大的收入结构失调，这是制度问题，不是号召或刺激消费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财税体制问题，是如何使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或者未分配收入，转移到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天天说内需内需，消费需求增长还是一句空话。最后想搞点什么产品下乡，去调动农民的需求。农民的消费需求有多少？农民的消费率已经是最高的了，钱都花了还不够呢。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收入低。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有些问题不是制度的因素，而是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劳动的收入被压得比较低，绝大部分收入的增长都成了企业的资本回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绝大多数转变成企业的收入增长，劳动工资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这也是这些年企业收入大大提高的原因。怎么能够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也考虑进去，也是下一阶段我们应对全球化可能出现的一些调整时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全球化大趋势不会改变，但是它会出现一些调整。这些调整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新的挑战。（作者：樊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