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平原地带，平地而起一座面向未来的全新形态的现代化城市新区--“雄安新区”，显然是中央最高层的重大战略谋划。中央对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定调之高，远远超出诸多专家的预料。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的反复的实地调研，感慨万千。

　　现在来看，如果说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社会进程中会有搅动乾坤的国家大事发生，首当中央下决心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将在华北大平原人口密集地带矗立而起一座智慧多元、蓝绿交织、水城共融、高效运行、空前卓越的现代化的新型大都市。尽管不少人对此事的可行性和成功概率多有质疑，也暂时想象不出未来的“雄安新区”会是怎样的城市形态风貌，但历史注定会用足够浓重的笔墨记载下这一篇章。

　　最高层之所以将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定调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在于其重大意义大大超越了事情的本身----此举看似在全力以赴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实际上已远远超越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本身，也远远超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原有思维模式，甚至说超越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

　　但是，对于实施这一重大战略构想所面临的问题、困难，及有形无形的障碍，要足够的预估和准备。毕竟此举将会打破百余万人既有的利益结构，毕竟此举将刺激到很多人的思维神经。

　　从三个层面体悟规划建设雄安新区的战略意义

　　若从以下三个更深层面来考量解读中央强势发力，规划建设“雄安新区”的重大意义，或许人们心境会更加清晰明了：

　　若要从根本上把正在演变为“死城”、“霾城”的首都拯救过来，就必须跳出北京看首都，把北京推置到京津冀大空间、全国改革发展大棋局来审视和诊治，首先着眼于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优化北京生存发展的大环境。规划建设“雄安新城”就是单刀直入、切中要害的有效举措，必须集中发力、一举成功。

　　若要从根本上休克“粗放、野蛮、低水准造城”的城市化模式，就要大胆探索一条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的创新发展模式和路径，让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真正得益于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规划建设好“雄安新城”，无疑为全国树立起了良好的样板。

　　若要从根本上打破低效沉闷的行政壁垒和改革僵局、突破已经固化的保守思维和利益格局，就必须跳出日趋老化的改革模式及发展逻辑，破旧立新、培育新生。精心谋划、创新打造“雄安新城”，必将创新一条面向未来的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新的模式。

　　从某种程度上讲，规划建设好“雄安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将近四十年来，一项重大改革拐点事件，其重大意义将超越当年安徽的小岗村、深圳湾的小渔村、上海黄浦江边的陆家嘴的“华丽转身”。

　　要透彻理解中央的战略构想

　　首先，解决“首都”问题要有大视野、大思路、大举措。进入21世纪后，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一直在负重运行，人口越来越多、房价越来越高、出勤效率越来越低，财富越来越集中，北京的城市建设发展及城市管理运行，日益表现出低效率高成本特征。

　　要彻底解决好北京的发展问题，显然不能固守一亩三分地的思维。京津冀土地面积21.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约2%，但京津冀三地常驻人口总规模大约为11105万人，占全国的8.1%，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10.9%。

　　这一组简单的数据背后，是一个极度扭曲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北京作为首都，日趋演变为一座水泄不通、雾霾笼罩、资本密集的“死城”；天津虽为直辖市，显然不如北京“受宠”，得不到政策、资本、人才的特别青睐，改革开放以来总是不温不火地自然演进；河北人口7385万人，占到京津冀区域人口的66.5%，但河北省人均GDP还不足京津平均水平的一半，河北省一直在默默无闻地服务于京津发展的过程中挣着有限的劳务费和血汗钱。可以说，长期以来，京津冀日趋失衡的发展，使三地都陷入困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总书记才高度关注并深思熟虑如何破解“京津冀”发展迷局。早在2013年8月，习近平在北戴河主持过一个研究河北发展问题的座谈会，京津冀主要领导均参加。此次会议的核心主题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总书记在此次会议上释放出一个战略性的意图：要解决好北京发展问题，必须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他指出，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由此可见，最高层对于北京的发展，已经酝酿已久并有战略性考量：大视野、大思路、大举措。因此，规划建设“雄安新区”首要使命是解救首都，为北京市减负泄压，并要把首都的“负重”转化为河北的优势。

　　「参考阅读：京津冀常驻总人口约11105万人占全国的8.1%，其中河北省大约7385万人，占比为65.5%；北京市大约2170万人，天津市大约1550万人。（保定市人口高达1089万人，成为全国第四大人口大市），“雄县+荣成县+安新县”三县现有常驻人口合计约100万人，占京津冀总人口的0.9%，相对人口密度较低。2015年，京津冀三地GDP总量达到66474.5亿元，占全国的10.9%，但人均GDP河北不足京津的1/2。京津冀地区人口密集，其中北京、天津人口高度聚集，人口密度分别为每平方公里1300人左右，为河北省的3倍、全国平均水平的9倍以上。」

　　其次、要从两个方面理解“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中央特别强调，设立“雄安新区”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对此，应当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和作为：一方面，卸载并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另一方面是优化和增强北京的“首都功能”。2014年2月，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工作时，明确提出了北京市作为首都的功能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也就是说，凡是与北京的“四个中心”功能定位不符的功能，要下决心、大力予以疏解转移，凡是与“四个中心”一致的功能要优化并做强。有些人士认为，中央此举，是一定意义上的“迁都”，这种认识显然是“臆测”。既然核心目的之一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就是为了让北京的首都功能更纯碎、更具有首都的品质，让和煦的阳光、清新的空气、和谐的社会风貌浸润着中南海和首都居民。因此，此举不但不是迁都而是优化北京的“都城”功能。

　　再次、要有效细化和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七项任务。

　　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有两大战略举措：一是面向国际的“一带一路”；二是面向国内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过去五年，“一带一部”全面开花并产生了”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利益格局”的强大影响力，而后者却相对落后了。现在，十九大即将召开，必须强势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书记就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多次强调：要从大局出发，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

　　2017年2月23日，身为总书记赶到保定市安新县，亲自主持召开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座谈会，并就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明确提出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能不能把这七项重点任务理解透彻、落实到位，考验各级建设者们的智慧和思维。

　　1）建设绿色智慧新城，不是玩概念、安装监控摄像头和一般意义的图文信息记录，而是要着眼于建成国际一流水准的、大数据技术及智能运算应用系统支撑的、从宏观到微观极具实用价值的智慧城市；

　　2）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不是简单地搞引流蓄水、造林绿化，搞面子景观，而是把新区建设为从视觉到功能、从平面到立体的可呼吸、可持续的生态城市系统；

　　3）发展高端高新产业不是简单的模仿加工、低端技术转移对接、一般意义的品牌OEM，而是积极吸纳和集聚高端人才及高端技术，着眼于服务各行各业的业态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直接与国际一流产业水准比肩。

　　4）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不是简单的设定公共服务标准及范围、强调人性化的服务理念，而是要实现人性化与智能化公共服务的融合、强化公共服务资源的最优配置，实现城市基础功能与公共服务的创新、城市资源最优配置及城市管理机制的创新。

　　5）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打造绿色交通体系，不是马路宽敞漂亮、路灯璀璨夺目、道路绿化高大上、内外交运设施靓丽夺目，而是着眼于构建打通京津冀人流、物流、车流脉络，实现区域城市群之间高效互动、优势互补，满足城市功能区划、产业布局、高效出勤及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等方面的需求，构建快捷高效、循环畅通的立体化、智能化交通网络体系。

　　6）推进城市建设及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既不是盲从领导意志，也不是简单地模仿或照搬其他发达城市建设及管理的经验，而是着眼于本地资源结构、现实条件、功能定位及发展需要，把遵循“雄安新区战略定位及科学规划”与群策群智、创新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发挥市场化的力量与政府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合力，最终激发市场活力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7）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既不是谁财大气粗、名声显赫，就吸引谁来投资发展，也不是本地企业家有优先开发权和受益权，而是紧紧围绕新区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愿景，着眼于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公平透明地选择性吸引投资商、发展商进入新区发展。在雄安新区建设进程中，要重点处理好本地企业与外来企业、国家资本与民间资本、大财团与小企业等方面的发展机会是否公平、透明的问题。

　　总之，提出上述思路和举措建议，目的在于：从抬腿迈步开始，就要着眼于端正思想、矫正思路，服务于打造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