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国如何在与主导国的竞争中赢得竞争,进而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的地位,这是“道义现实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任何崛起大国都不可避免地要同时面临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挑战,中国亦不例外。虽然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构成的挑战是综合性的,但在不同的条件下,二者对中国崛起构成的挑战的重要性不同。

外部威胁尚不足以颠覆中国崛起

    从中国现有的国际地位来看,目前外部威胁中国崛起的国际因素很多,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强大到足以颠覆中国的崛起。

    特朗普上台之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可能成为其整个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他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政治目标,但多数人不认为他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他执政一个月,表现出来是政出多门,受到国内巨大阻力。其政策特点很可能是志向高远,落实有限。特朗普看到,冷战结束后,美国与所有国家的实力差距都拉大了,唯独与中国的实力差距缩小了。例如冷战结束时,日本GDP是美国的三分之二,德国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如今日本变得不足美国三分之一,德国则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因此,特朗普认为,是中国的崛起使美国不像冷战结束初期那么伟大了。他将防范中国作为主要战略考虑是完全可能的。

    特朗普与中国进行竞争的战略将与奥巴马的“重返亚太”不同,这不仅因为“重返亚太”是上任总统发明的概念,更主要的是他认为美国实力已经力不从心,会将战略重点的地理范围从亚太缩小到东亚,以集中实力。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将更多强调将军事力量部署在东亚地区而不是亚太地区。在加强与东亚盟国战略合作这一点上,他将与奥巴马相同,但是特朗普政府对东北亚地区的重视程度将高于东南亚,因为菲律宾对美政策的调整使美国在东南亚缺少了有效的战略抓手。

    美国是中国崛起面临的最大国际障碍,但美国最多只能增加中国崛起的困难,却无力颠覆中国的崛起。美国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中国崛起的动力源于国内,美国没有阻止中国崛起的足够能力,最多只能通过一些策略在安全和政治领域给中国制造一些外部困难。孤立中国的崛起有助于延续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本目标是,争取在亚太两极化的过程中,多数国家站在美国一边而不是中国一边,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手段就是结盟。希拉里·克林顿任国务卿时明确指出,“重返亚太”战略就是巩固与传统盟友之间的合作,扩大新盟友,加强与对手之间的对话。

    除美国之外,日本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是中国崛起的阻力,但这个阻力是有限的。随着中日综合国力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这个阻力将会下降而不会上升。特别是从长期角度讲,安倍之后的日本政府是有可能调整对华政策的,中日关系改善是有机会的。

“台独”将成为中国崛起面临的紧迫问题

    除了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势力之外,“台独”和“港独”势力都在上升,因此分离主义对中国崛起构成的安全威胁不是在下降,而是在上升。蔡英文上台之后,美国对“台独”势力的支持已呈现为上升趋势。美国国会已通过对台六项保证,并提高了美对台军事交流的级别。“台独”势力的再度得势可能带来“三海联动”的系统效应,即台湾当局可能会与日本、美国在南海、东海和台海三个战略领域相互配合,联手对抗中国大陆。例如,一个很迫切的现实问题就是,如果台湾当局、美国、日本在太平岛的12海里之内搞人道主义联合搜救,我们需要未雨绸缪、提前应对。

    20世纪90年代,中美之间最主要的问题是“3T”,即台湾(Taiwan)问题、贸易(Trade)赤字问题和西藏(Tibet)问题,其中台湾问题是最主要的障碍。马英九上台后,台湾问题有所缓解,但随着民进党上台,台湾问题很有可能重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首要问题,也将是中国崛起面临的最紧迫的安全威胁。

南海争端恐将持久化

    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很大程度上涉及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关系问题。在南海问题上,中美两国都在争取得到南海周边多数国家的支持。

    在这个形势下,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利益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经济利益,即南海的渔业和油气资源;二是岛屿主权;三是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关系。中国媒体较多强调中国在南海地区的经济利益和岛屿主权。然而,即便南海地区没有渔业资源和油气资源,或这些资源都不能为中国所利用,这对中国能否成功崛起也不构成决定性影响。鉴于目前南海地区所有岛屿都已被相关国家实际控制的现状,可以推断,在不发动战争、不以武力夺占岛礁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很难改变这些岛屿的实际控制现状。既然岛屿的实际控制已经固化,那么岛屿控制权的归属问题对中国崛起的作用也就基本固定了——即它成了一个常量,而非变量。与之相较,东盟十国在中美竞争中的敌友倾向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变量,是值得中国采取战略措施加以争取的。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中国通过自己的力量和战略调整是有可能改善与东盟国家战略关系的,并由此改变目前南海冲突上的政治力量对比。目前,在南海问题上支持中国的国家越来越多,如果在南海问题上支持中国的国家多于支持美国的国家,那么中国崛起的战略安全环境就会有重大改观。从崛起的战略利益角度来讲,这种战略支持比经济利益和岛屿实控权似乎更为重要。

朝核问题短期内难解决

    在朝核问题上,中国有两个不同的利益,一个是维护朝鲜半岛和平、防止战争;二是实现半岛无核化。当这二者发生冲突时,中国需要解决这两个利益优先排序的问题。目前,中国面临的客观情况是,在短期内,中国有能力防止半岛发生战争,但没有能力消除朝鲜的核武器。在维护半岛和平的条件下,中国对朝关系有四个选项:(1)对华友好的有核武器的朝鲜;(2)对华不友好的有核武器的朝鲜;(3)对华友好的无核武器的朝鲜;(4)对华不友好的无核武器的朝鲜。

    由于朝鲜政府已经制定了经济与核力量同步发展的战略方针,因此这四个选项中的选项(3)和选项(4)都无法实现。于是中国只能根据自己现有实力,在第一和第二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中朝关系与所有国家关系的性质相同,即安全关系是双边关系的根本,经济合作无法成为任何双边战略关系的基础。以分类法解决国家利益排序问题的思路,同样可以用于其他领域的国家利益排序问题。

减小国际反对力量是首要问题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争取国际支持对于崛起国实现崛起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由于任何大国崛起都会天然地遭到反对,因此崛起国的安全战略首先要注重减小国际反对力量,然后以此为基础尽可能多地争取国际支持。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小崛起阻力,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崛起国需要以拓展在新兴领域的利益为战略方向,而且应根据每个领域中自身实力的变化及时调整对外战略。

    由于提高国际战略信誉有利于崛起,因此,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崛起国要防范“假大空”对外交政策的干扰,削弱中国的国际战略信誉。崛起国能否制定出有利于实现崛起的对外战略,主要取决于该国的政治领导,当该国政府能提供一个不断改革开放的政治领导时,该国缩小与主导国实力差距的速度就加快,崛起的速度也就加快。如果主导国不断犯战略错误,崛起国改革开放策略的效果会更加明显。

    道义现实主义研究了历史上道义在崛起国成败中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历史上崛起夭折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对中国今天的崛起更有警示意义。(作者是清华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本文系作者论文《政治领导与大国崛起安全》部分内容,全文刊登于《国际安全》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