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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特朗普当选和就职以来，其外交内政引发了许多争议，其给全球治理和世界经济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其作为成功商人的背景，以及竞选时和就职演讲中所表达的实用主义甚至孤立主义的政策主张，令我对其经济政策，尤其是美中经济交往仍怀有期待。特朗普总统也许明了，如果中美经贸冲突，美方牌不多；如果深化经贸投资合作，中方牌不少。合作双赢还是斗则俱损？我倾向于认为美中最终会选择理性互利之路。
现实主义与孤立主义
第一，特朗普及其团队始终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和功利色彩，这使得摩擦之后的妥协成为可能。
通常民主党人讲究理念和价值观，而共和党人则更多地偏向现实和保守主义。建制派的价值观外交有其不可逾越的雷池，而现实、功利甚至孤立则更多地具有基于利益再分配的冲突和折衷。特朗普围绕美国优先的政策设想，似乎试图修改已有国际规则并使之更有利于美国，并且不太在意对他国的利益损害。但如果损人利己蜕变为损人不利己，特朗普还会继续其要价吗？
与此同时，中国也并没有在全球治理中有何咄咄逼人的扩张之势，只是在担忧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一个功利保守的美国，以及一个无意修改既有国际规制基本框架的中国，和形成类似美苏对抗的新冷战格局相比，双方似乎更容易突破纷争，更有可能在美国逐渐审视和修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进程中，中美以务实态度重新划定利益分割和角色扮演。
第二，特朗普的全球安全观似乎尚未定型，但孤立主义色彩浓厚，这使得中美之间的安全竞争将持续，但妥协余地也随之浮现。
就特朗普而言，在亚洲一些区域性问题上似乎并不存在比中国所主张的更优的，域内相关国家地区通过对话协商机制逐步缩小分歧，达成共识的解决之道。东南亚的首要问题仍是发展。因此也许存在这种可能，在美国和加拿大加强能源合作，逐渐成为全球重要的能源输出者时，美国将意识到，包括中日韩，印巴和东盟多国和地区在内的东南亚地区，可能是全球能源最庞大和最稳定增长的需求者。如果美中能在能源领域强化合作，那么相关区域安定就有可能成为美中和东南亚共同的政策选项。
难以过度“分离”前任“遗产”
第三，特朗普既难以复制里根主义，也恐怕难以过分偏离奥巴马遗产。
许多人将特朗普和里根相比，认为两者也许有相似性。但两者就职时经济背景不同，里根就任时，美国财政赤字的GDP占比不足30%，美元利率处于历史高点；而当下美国财政赤字年高达19万亿美元，美元处于加息初期，这制约了特朗普的政策空间。许多人认为特朗普将显著有别于奥巴马，但再制造业化、重振基建、出口倍增等政策，奥巴马在第一个任期内也曾提出过，但效果不彰。
由此看，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尽管较少受到价值观输出和建制派的影响，但特朗普仍将受制于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有可能以更着重实际经济利益的方式，引导美国经济继续运行在复苏之路，但难以作出过于剧烈的改变。当特朗普从一个商人转为总统之后，角色的转换决定了他迟早会认同，历任美国总统及华盛顿精英的所作所为，尽管因时代、理念和视角的不同而令特朗普不快，本质上无论里根还是奥巴马的主要政策都必然遵循美国国家利益优先之道，这决定了特朗普执政之道难以显著有别于其他历任美国总统，但个人特质会让特朗普彰显美国利益优先时，手法有异而已。
第四，特朗普本人及其团队多次批评过人民币汇率问题。我们至少需要考虑两种现实制约因素之后，才能看出人民币汇率是否构成特朗普的可出之牌。
一是中国政府从未曾持续单方向影响汇率。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其升值幅度甚至超过了美国一些持续批评中国汇率政策的保守派议员的期待幅度。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人民币汇率基本反应了经济基本面的变化。目前中国政府在维持外汇储备的稳定和汇率大致稳定，同时在资本管制方面继续保持谨慎开放。人们容易听到批评一国操纵汇率贬值的声音，但要“批评”中国政府避免汇率贬值的努力、并将其视为“汇率操纵”，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闻所未闻，这种“批评”都是虚妄的。次贷危机以来，人民币和新兴经济体的汇率剧贬相比，其表现有目共睹。
二是特朗普究竟需要怎样的美元政策？从共和党人的执政历史看，从特朗普批评欧元、日元甚至人民币低估，以及批评强势美元伤害了美国等表态看，特朗普要的是相对稳定甚至软弱的美元。在汇率领域，也许最终需要适当的国际协调，来保持美欧中日等大国在汇率政策方面相互照顾对方的舒适度，但急风暴雨的“汇率战”，可能并不是一个精明实干总统的政策选项。
中美合作可以双赢
第五，特朗普也被认为对美中贸易关系持强硬态度，从功利视角看，美方从中美经贸中获益甚大，而非受损巨大。
许多人可能关注到了美中贸易失衡，但很有可能忽视了中国将大量国际收支顺差投资于美国国债及其其他金融资产；同时美国经常账户收支逆差已显著改善到可持续的水平。回顾历史，美国在新经济之前和之中，曾采用超级301条款、自愿出口限制等手段，强行调整了美国和日本、德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在特朗普就职之后，他很快签署了美国退出TPP协议的总统令，其对NAFTA、对墨西哥和中国的贸易政策究竟会怎么走？存在着美欧日联手，避免兑现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协议义务，但这同时也几乎意味着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自身的国家信用，并损害了主要由其制定的全球贸易秩序。
苏东剧变之后，全球化生产协作的深度，决定贸易失衡的调节必须非常谨慎，如果轻易挑起全面贸易摩擦，可能会对美中乃至全球经济都代价沉重。美国经常项目收支已从次贷危机时一度占GDP的10%，大幅改善到GDP占比约3%的可持续水平，这一点特朗普不可能视而不见，同时中国也日益成为美国金融、地产和实业的重要投资来源国。特朗普也许会在强硬和试错之中，逐渐意识到中国虽然得益于全球化和美中贸易；但在贸易价值链的利益分配方面，美国跨国公司和消费者可能所得更多，并在短期振荡之后探寻和中国经贸关系的重新平衡。同样地，特朗普总统可能也需要和墨西哥、德日等在贸易领域面临重新调试。
第六，特朗普强调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性，以及创造就业岗位的重要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再制造业的姿态需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倒退。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我们拒绝现代电信和互联网技术，重新使用传统的邮局、马车和邮差寄送邮件，那也许可以轻易创造出无数就业岗位，美国历史上曾有1/10的耕地被用于养马。但这种向后倒退只能导致邮件成本过高，从业人员收入过低和国民收入更低水平的均衡。因此任何一国的再工业化，都不能不向科技和创新去寻找新产业新机遇。
中国政府清醒地意识到了产业迁徙和跨区域合作的不可避免，较早地提出了“腾笼换鸟”，新近则强调“一带一路”战略。特朗普及其团队也会有足够智慧，采取向前看，走向高科技重构制造业的趋势。全球制造业会有限地回流美国，但深度广度已很有限。美中事实上都会面临持续的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消退潮，都面临着制造业如何继续创新升级的挑战。
第七，特朗普强调基建和减税，这些举措所需要的配套政策和实施能力错综复杂，中国有能力扮演重要角色。
特朗普的基建和减税主张都面临如何扩大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筹集庞大资金的压力，很不幸，全球主要国家的外汇储备都在逐渐减少，中国官方外储在过去两年半已减少了1万亿美元。特朗普政府可能需要主要国际收支盈余国和国际投资者将资本投向美国。日本已表达了向美国基建投资的兴趣，据传愿为美基建投入4500亿美元。但更为重要的是，从全球范围看，很可能只有中国具有为大国建设现代基础设施的资金、技术、设备、人力以及运营管理能力。也许特朗普需要考虑推动美国加入亚投行，在多个国际机构内深化和中国的合作，这也许是其落实基建雄心的可能途径。历史上中国劳工以血汗甚至生命在北美参与建设了两条太平洋铁路，而今天中国之基建能力，特朗普不会视而不见。
美中能够塑造新型大国关系
第八，中国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无意取代和扮演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特朗普最终可能会意识到，中国的发展无碍于美国的国际角色，美中之间能够塑造新型大国关系。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关注到了中国的崛起，但如何理解和判断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取向，可能存在着焦虑感，一些西方学者杜撰的所谓中国采取“战略性示弱”，集中折射了这种焦虑感。中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定力，都更多地注重自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三重转型，一定程度上也注意到了作为新型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巨大影响，但中国努力推动全球化和开放共享，而绝非“国强必霸”。特朗普不难观察到中国的言行一致，以及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着稳定、持续和建设性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改善全球治理的重要角色。
特朗普就职以来，已经以其密集的总统令，传递了其“让美国伟大起来”的行动力和紧迫感，这些政策在美国和国际社会都引发了高度关注，美中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完全可以通过合作来做到美国梦和中国梦的并行不悖和相安无事。双方正视而不夸大和激化分歧，挖掘而不漠视共同利益，就能和而不同，走向双赢。
沈建光：特朗普阴影下，中国如何应对？
特朗普上任后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政策，使所有人都放弃了他的激进竞选承诺只是为了竞选的幻想。宣布退出TPP、宣布修建美墨边境围墙、NAFTA重启谈判，威胁撕毁与澳大利亚的难民接受协议、指责欧元、日元和人民币受到操纵，推出针对穆斯林国家的签证和难民禁令等，不仅否定现有美国乃至全球的基本政策构架，而且抛弃以往外交礼节与传统的双赢理念，处处奉行“以我独尊”的态势。短短一个月，便将美国外交和内政带入了混乱的状态。
于中国而言，中美贸易关系更是特朗普贸易保护新政的关键。尽管理想分析很容易看到，特朗普对中国大打贸易战并非明智，也大概率会面临“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结局，但从特朗普在竞选时就主要针对中国，以及当下采取的亲俄策略、声称捍卫美国在南海的“国际利益”以及不计后果地大打台湾牌等讯息来看，持“美国第一”口号的特朗普新政府很可能将最有杀伤力、最强硬的攻击手段预留给了中国。在对墨西哥下手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发难或为时不远，需要做好接招的准备。
实际上，在FT中文网专栏文章《中美贸易战的风险有多大？》中，笔者便分析了中美贸易战爆发会对中美两方的潜在影响。直观来看，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占据美国贸易逆差近一半，而去年超过25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亦是贡献了中国贸易顺差的一半，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意味着一旦美国采取全方位的贸易保护手段，短期内中方难免会遭受重大损失。
特别是根据三大标准，即一是美国国内生产所占比重低的行业、二是美国有相对优势的行业、三是中国对美出口量大的行业来看，电子产品、电气设备和机械设备、钢铁、家具、纺织品等产业或将成为贸易战火力最集中行业，并一定程度上给经济增长与就业市场带来严重打击。
当然，也如早前讨论，贸易战的开启向来并非单向，考虑到每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飞机、电机电气设备和机器、机械器具等商品金额超过百亿美元，美国对华有巨大的直接投资，中国持有1.12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是美国国债第二大的持有国，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服务业比较依赖，对华服务出口顺差高达333万亿美元等等，中国也有很大的回旋空间。可能这也是特朗普政府也不敢轻易对中国出手的原因。
更进一步，笔者认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除了上述见招拆招、在贸易政策方面的直接回应以外，更多灵活的、软回应与配套措施同样是面对黑云压境之时值得提前准备的。
首先是以国内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作为谈判砝码，并致力于扩大内需和对外开放以抵御外部风险。事实上，2016年中国的社会零售业总额已达到33.2万亿人民币，与5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内零售业总额差距甚小。而过去十年中国消费的年均增长率则高达15.4%，远超美国年均2.5%的增速。同时，过去十年，中国住户可支配收入增速约是美国的四倍，居民储蓄总额约是美国的两倍有余，中国市场的广阔前景被全球包括美国企业看好。
而近年来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民用飞机和汽车消费市场、旅游市场等发展迅速，如今已经位列全球第一。这意味着，未来美国若要发起全面的贸易战，将不得不考量失去中国市场的代价，而中国可以将日益扩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作为最有力谈判筹码与回击武器。
同时，考虑到当下中国对欧盟、东盟与日韩的出口量已十分巨大，很难找到与美国市场体量接近的替代市场，国内市场消化也是最重要出路。从这个角度来看，铸造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消费市场是政策发力的关键，未来一段时间，需要加大力度支持消费转型升级，提高中高端产品消费和服务品质，并配合新一轮服务业的供给侧改革，着力解决消费领域供需错配难题，增加内需以减弱外部冲击。
其次是保持积极的开放姿态，尤其是高科技和服务业，并通过软外交积极应对。在笔者看来，如果贸易战不可避免，一定程度上开放市场似乎是个积极表态，美国对中国虽然商品贸易逆差高企，但服务贸易却一直呈现顺差。2015年美国服务业对华出口额高达484亿美元，顺差为333亿美元。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对华服务业出口在2014年为美国创造了27.3万个就业岗位。此外，对美国进口的增加，尤其是允许美国互联网巨头（如谷歌和脸书）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可以大大增加中国的谈判筹码。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服务类公司或有一些获利，但这也可以提升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和争取更多的盟友。
同时，在特朗普退出多边贸易协定的谈判，并呈现出明显逆全球化倾向之时，中国领导人提到的“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赢得国际上广泛赞誉，借此机会配合国内市场化改革与开放步伐的加快，对于展现大国担当与推动既定改革方案都是有利的。
再有择时调整汇率政策。目前市场上很流行并得到不少支持的观点是增加汇率弹性，释放贬值压力，让人民币自由贬值到位。虽然在常规情况下，笔者非常支持增加汇率弹性的做法，但当前货币政策需要多一层考虑，即在特朗普对待中美贸易咄咄逼人的背景下，短期内稳定汇率，避免人民币先贬值，不给特朗普对人民币汇率指责的口实。同时，做好最坏情况的打算及美国单方面对华采取贸易制裁的情况下让汇率自由浮动的准备。如此，自由浮动极可能意味着一次性大幅贬值，即把人民币贬值策略留作后手。在笔者看来，择时调整汇率政策十分重要，先动受制于人，而后发制人反而增加应对砝码，效果有很大不同。
最后，对于任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制裁，不用急于反应，而是结成统一战线，联合多数支持全球化的国家和美国内部反对特朗普政策的势力，作出有效反制。可以看到，当前特朗普采取的不少咄咄逼人外交策略并不得人心，对前任政府达成的国际协定与秩序也大多推倒重来，重创了国际信誉。
短短数日，特朗普新政府便已经与传统盟友产生冲突，如特朗普表示欧盟是德国的工具，指责柏林利用“严重低估的”欧元，在近日与澳大利亚总理的电话交流中，特朗普称奥巴马政府时期与澳大利亚政府达成的难民协议是史上最糟糕的交易”，那次交谈“绝对是最糟糕的通话”。特朗普在对外交往奉行“美国优先”，但也渐渐失去人心。
此外，“限穆令”被美国联邦法院制止，也反应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非常粗暴和不得人心的。这次打击对特朗普此后的政策可能会有深远影响，即总统的政策也是有限制的，不能为所欲为。
因此，虽然中美贸易前景充满阴影，且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充满不友好的预兆，但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高速增长的国民收入和储蓄，是中国应对可能的贸易冲突的最好武器。特朗普“四面树敌”的举动又恰恰对中国是个好事，为争取多边合作应对中美双边矛盾激化提供缓冲和机遇。中国最大的挑战还是在“逆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政府能否更坚定地实施国内的市场化改革和全方位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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