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一位严肃学者的著作要在大众世界引起轰动，除了要有惊艳的理论，还要有生动的语言，《大停滞》这本小书在美国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本书的作者考恩认为，美国的经济，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进入了一个停滞阶段。这个停滞，可以归结为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人类的天性，喜欢采摘“低垂的果实”——即贪图便利、总是挑容易的事先做，向上爬的苦事一定要等有压力才肯使劲。上百年来美国人就是这样，他们受益于大量廉价的土地资源、成千上万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口红利，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但因为忙于收获第一批容易到手的成果，怠于开拓新的果园，最终走到了这一天——“低垂的果实”摘完、最初的红利耗尽，经济也就徘徊不前。

　　第二个原因，是美国进入了“科技高原”(technological plateau)。一提到高原，大家就会想到气压低、氧气少、空气干燥、呼吸困难等等不适的反应，考恩的意思是，科技创新也遭遇了高原“窒息”。他考察了人类许多的重大科技发明，发现像电、汽车、火车、飞机、打字机、照相机、药品器材等等发明都是在1940年以前完成的。这之后，除了计算机，人类几乎没有划时代的发明。考恩对比了现代一代人和其祖辈的生活状态，认为今天美国人的物质生活，和1950年代相比，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换句话说，科技进步也停滞了。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考恩为他的结论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支持。例如，1900年，美国仅有6.4%的适龄人口完成高中教育，1960年该比例上升为60%，1969年又上升到80%。但从那以后，这一比例不仅没有上升，甚至有所下降，这是教育方面的大停滞，他用这组数据证明人口红利不复存在。又如，从1947年到1973年，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翻了一番；而此后增长十分缓慢，直至2004年的30多年间，只增长了22%。这组数据，考恩视之为经济大停滞现象最有力的注脚。

　　全书认为，美国已经身处科技高原，遭遇了大停滞的现象，正在焦急地等待新的机会、成长和革命。

　　美国为什么会有大停滞现象？

　　人口红利、土地资源的耗尽很好理解，但科技创新，按说是没有前沿和止境的，美国为什么会进入科技高原、遭遇大停滞呢？

　　我认为，这和科技的发展、创新的规律有关。

　　人类社会任何的技术，都有一个起点，所谓进步，就是沿着这个起点，通过创新，演绎衍生出更加丰富的体系和框架，不断扩大技术本身的效用。但悖论在于，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其体系本身的复杂性也会不断提升，新的创新就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最终出现瓶颈、陷入停滞期。

　　更关键的是，科技创新需要资金投入。一条技术道路开辟之后，开始的时候，资本很愿意投资技术改进，因为很容易看到回报，但这之后，随着复杂性的增加，投资金额开始变大，同时，回报周期开始变长、回报金额开始递减。最终，资本望而却步，无力推进。

　　创新的浪潮也就随之衰竭。

　　作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最早遭遇这种停滞，并不奇怪。其实，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大停滞”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技术创新领域，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停滞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

　　考恩在他的论述中重点提到了高中毕业率的例子，说美国高中毕业生所占的人口比率在1970年代就开始在80%左右徘徊不前。我考察了美国的大学毕业生所占的比率，发现也存在同样的规律。从图1（美国25-29岁人口高中毕业率及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变化）可以看到，美国大学毕业生所占人口比率的停滞甚至比高中生出现得还略早，在1970年代中期，就开始停滞在24%左右了。

　　不仅是教育领域的毕业率存在这种停滞，甚至人口数量本身的变化也存在这种现象。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的预测报告，美国人口普查局曾经绘制了世界人口的变化曲线。从图2（18世纪至今世界人口增长及预测）可以看出，1950年代之前，世界人口呈现缓慢增长，每10亿人口的增长需要花上100多年的时间；这之后到21世纪初，世界人口的增速变大，短短50年的时间增长了约35亿；但这种增长趋势将在2050年左右发生显著变化：增速会明显下降，人口数量会趋于平稳，即进入一个“停滞”的阶段。其实这种停滞，不仅限于人口，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地球上任何一种生物，其数量的变化，其实都受这种规律的支配，会出现停滞期。其根本原因在于，食物、资源是有限的，一个生物种群在扩大过程中内部要竞争，与其他种群间还互相捕食，加上疾病和其他环境因素影响，其增长速度都是由增转减，最后在数量上表现为稳定的停滞。而这种停滞的打破，必须等待外部条件的变化。

　　再举一个经济领域的例子。《福布斯》杂志曾经考察过收音机、电视机、微波炉、汽车、飞机、手机、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等等重要产品在市场普及率的生命曲线，发现它们也都存在相同的规律，即在早期的缓慢增长阶段之后有明显的起飞和快速增长阶段，当普及率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都进入了平缓期，此后年复一年，都没有明显的增长，这也是所谓的停滞，见图3（各种产品的市场普及周期曲线）。

　　认识到停滞现象的广泛存在，甚至认识到它是一个规律，这非常重要。再回到我们上文所说毕业生所占人口比率的例子，掌握了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探讨教育普及率会在什么程度饱和、什么时间停滞，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条件又有什么关系，在这种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合理调整教育的目标、分配教育的经费和资源以及平衡全社会的人才供需关系，继而研究如何制造新条件打破这种停滞。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要问，我们承认停滞现象的普遍存在，但美国的科技创新真的是到了停滞的阶段吗？1946年出现的计算机、1990年代出现的互联网难道不是风生水起，正在引领我们时代的巨大变化吗？

　　确实，考恩也承认，计算机、互联网是1940年代以后最伟大的发明。他还认为，近几十年来，信息技术领域是一枝独秀，其他大部分技术领域都没有大规模的、革命性的进步。但是，他却强调说，计算机和互联网这项伟大的发明，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

　　在考恩的眼中，至今为止，互联网都没有成为驱动美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原因在于，互联网带来的是人人相连，信息的加速流动创造的更多是个人感受层面的快乐，而不是经济收入和效益，也就是说，互联网并没有真正促进经济增长、就业机会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即使是这种受益，也取决于个人对于互联网的利用程度，事实上，只有那些具有求知欲、好奇心，愿意快速吸收大量信息、愿意通过网络营建人际网络的人从中受益，即互联网并没有让所有人受益。

　　但电，就不一样，电力的发明和普及，让全社会几乎每一个人都受益，并且直接拉动了GDP的成长。

　　考恩的这个结论，正是我不完全同意的地方。我认为，美国在1970年代以来经历的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停滞”，互联网早期对于人类的作用，确实也局限在个人的层面。但最近两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技术瓶颈已经突破、新一轮的创新大潮正奔涌而来，大停滞的现象，正在画上句号。

　　大停滞正在结束

　　17世纪后期，牛顿提出了“三大运动”定律，开创了古典物理学，这之后的200多年，物理学的发展经历了全盛时期，到19世纪中叶，很多人都认为物理学已经到达了顶峰不会再有重大突破了。换句话说，其发展开始停滞。但谁能预料到，20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论又横空出世，完全打破了这种停滞，随之兴起的现代物理学，又把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大大推进了一步。

　　互联网今天的情况，颇为类似。

　　今天的互联网，正在从“人人相联”向“物物相联”迈进，即通过万物相连，渗透进入各个产业，中国宽带资本的董事长田溯宁博士称之为“产业互联网”1。他认为，互联网正在从面向个人的时代转变为面向组织的时代，即“从小C时代到大B时代”，“产业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各行业如制造、医疗、农业、交通、运输、教育都将在未来20年被互联网化”。这将极大改善提高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效率、拉动GDP的增长。

　　当下，正是向产业互联网迈进的转折点。

　　换句话说，美国即将冲出科技高原，所谓的大停滞时代正在画上句号。

　　万物相联是通过互联网和传感器实现的。时下，硬件的发展正呈现微小化、移动化和消费化三大趋势，各种传感设备不仅可以做得很小、很便宜，还可以随身带着走，这些微小的设备可以装备到全世界各种物体之上，包括机器、电器、人体、动物、植物等等，它们收集这些目标的状态数据，再通过无线网络和其他的物体进行数据交换，形成一个“万物皆联网、无处不计算”的世界。

　　这其中，机器相联将是传感器的首要目标。人类在进入机器大生产的时代之初，机器的效率在不断提高，但到达一个临界点之后，机器的效率就很难再优化了，也进入了一个停滞状态，当机器和机器相联、形成一个系统的时候，一台机器的效率可能成为系统的瓶颈，一台机器的故障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瘫痪，系统的复杂性使工程师常常顾此失彼，系统效率就更难以提高。但如果能通过传感器监测机器的运行状态，通过计算确认各类设备的良好程度，算准时间进行设备优化和维修更新，就可以控制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减小由于意外情况带来的损失。

　　全球最大的工业制造商通用电气将这种运营效率的提高总结为“1%现象”。该公司经过估算指出，如果全世界的飞机引擎维护效率提升1%，全世界每年就可以节省2.5亿美元，能源行业的发电设备每提高1%的效率，就可为全球经济贡献40亿美元；而医疗行业效率如果提升1%，则可以帮助全球医疗行业节约630亿美元。推而广之，全世界的机器只要提高1%的效率，就能带来非常可观的收入。

　　目前，全世界大概有300万个重要的、巨大的、日夜运行的机器，这些机器都在一定的温度、湿度、压力、振动、旋转的状态下工作，这些参数都是重要的监测指标，此外，全世界还有上百亿台带有微处理器的电器，未来都可以装上传感器，这些机器日夜不停地旋转、工作，可以想象，我们将迎来超级数据大爆炸的时代。

　　工业互联网并不是遥不可及。通用电气公司已经计划在旗下大至飞机、小至激光手术刀数万种产品上都安装传感器，通过网络将设备运行状态数据实时传至平台，以监测优化这些目标的运行情况。2012年7月，该公司投资1.7亿美元在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Schenectdy）开设了一家电池工厂，16000平方米的厂房内安装了10000个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分布在各条生产线上，监控记录生产过程中的温度、气压、湿度、生产配料、能源消耗等等条件，工厂的管理人员则通过随身携带的iPad获取这些数据，以便在第一时间内发现问题，对生产进行监督和调整。

　　通过传感器监测生产过程，还仅仅是工业互联网计划的一部分，通用电器的目标是：“让每件产品产生记忆”——未来，产品在出厂前就植入了传感器，记录了它的生产过程，在产品抵达顾客、开始进入服务环节之后，传感器将每时每刻都记录产品的运行情况，一旦出现问题和故障，通用可以快速地整合生产记录、销售记录、产品运行记录这三种数据，再进行分析、确定原因。这些分析结果又将反馈到生产环节，以减少失误。

　　除了工业互联网，还有家居互联网。各种家居用品，如电器、门窗，下一步都要连上互联网，我们即将迈进一个智能家居的时代：你在办公室里，可以调节家里电冰箱的温度，你在下班的路上，可以控制电饭煲的开关，并关上窗户、打开空调。甚至还有人体互联网，越来越多的可穿戴设备可以监测我们的体温、心跳、睡眠模式、热量消耗等等指标，还把数据上传到云端，供医生或者保健人员实时分析使用。

　　农业互联网也呼之欲出。由于互联和大数据的技术，未来的农业种植将更加高效高产。例如，我们可以把传感器埋在土里，实时测量土壤的湿度，再和当时当地的温度相结合，决定什么时候该给农作物浇水，又该浇多少水，实现农业灌溉的自动化。又如，曾经是军用技术的无人驾驶飞机也在快速走进民用领域，通过无人机的定时巡逻，可以把整个农场的情况都拍摄下来，过去请一架飞机来拍，成本是1000美元一小时，但现在一架无人机才几百美元。买下来可以天天拍，甚至每小时拍，然后用软件分析这些照片，可以发现人眼难以发现的问题，例如灌溉是否均匀、土壤的颜色变化、害虫灾害的识别和预防，根据这些分析的结果可以随时调整种植的措施，农作物的收成就能改善。这些变化，可以概括为大数据驱动的精准农业。

　　工业互联、农业互联、人体互联，这些都是上百亿元的产业。更有待研究、想象和期待的是，当万物互联实现以后，我们所收集的数据，还将在一些新的维度上产生新的经济价值，这种价值和效用，可能远远超出当事人最初收集数据、设计系统的原始目的，我将其称为“数据的外部性”。

　　例如，大部分美国家庭都有自己的车库，每个车库都有一个电动卷帘门，为了监控电动卷帘门伸缩期间的震动情况，电动门中嵌入了一个小感应器。仅仅北美地区，就有几百万个这样的车库门，传感器也都是现成的，我们不妨想象，如果把它们全部连接到互联网上，房主可以监控自家的大门不说，美国大地上每平方米的面积上震动一下，互联网上都知道，这种网络对未来的抗震防灾是不是有作用呢？

　　数据外部性的价值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在不侵害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挖掘这种外部性，将给全世界的科学研究、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2014年8月24日凌晨3点多，美国旧金山地区发生了6.0级地震。美国的两大可穿戴式设备运营商Fitbit和Jawbone都在次日发布了他们的大数据分析。数据表明，在距离震中较近的地区，有93%的手环用户在3点20分被惊醒，其中约一半（45%）的人在地震之后就没有再睡着，惊醒用户的比例随着距离震源的远近而呈现数据上的规律，这些数据惊人地再现了地震对当地民众生活的影响，如图4（旧金山地震后不同地区佩戴Jawbones手环用户的反应）。可穿戴式设备收集数据的目的是为了监测、改善个体的健康，但这些数据加总到一起，就产生了另外一个效用，它可以知道一个地区的人是否集体在失眠、集体在焦虑，甚至一个晚上总共翻了多少次身，这些数据，将会怎样改善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了解、又将怎样应用到商业和社会治理的领域呢？其作用自不待言，但目前却没有定论，想象和探索的空间非常巨大。

　　我们再来看看金融领域。这一两年来，很多个国家都出现了P2P借贷平台和众筹平台，即互联网金融。所谓的P2P借贷，是指个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向不认识的陌生人申请贷款，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平台，会收集大量和借款申请人相关的数据，通过算法和模型，对其信用进行评估，为贷方提供参考，而贷方，也可以在平台上通过数据搜索，把钱借给自己认为条件理想的借款人，整个资金的流动可以完全在互联网上完成。

　　而众筹，是通过互联网向大众募集资金，甚至可以为一个新创的公司认购、分配股权。其本质上和P2P借贷一样，都是利用互联网完成资金的流动，只是众筹的目的不同：众筹以项目为导向，包括商业或者公益项目，是一种融资行为，而P2P以个人和小微企业为服务对象，是一种借贷行为。

　　美国的众筹网站Kickstarter，从2009年4月上线以后，已经为十万多个项目成功筹集到近10亿美元，在网上投资的人员来自177个国家；英国的众筹网站FundingCircle，曾经创造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两个8万美元项目融资的记录。

　　可以看到，由于大数据和互联网的作用，P2P借贷和众筹可以把原来个人的闲钱以及投资不科学的钱变成活钱、聪明的钱，以较快的速度、较低的成本满足个人和小微企业投资和借贷的需要。金融市场向来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命脉，其活力和效率的提高，毫无疑问，将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教育领域也面临同样的革命，在线智能学习平台“慕克”（MOOC）的技术已经成熟，正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大规模普及，未来的学校，不会局限在钢筋水泥的教室，而是在云端，一位老师上课，可以数十万人同时听讲，云端还可以发送为个人量身定制的学习软件，加上学习者在新媒体社区的实时交流、协作和互助，传统学校的局限性将被突破，人类知识的传播将更快、更深、更广，这将极大地缓解很多国家面临的教育资源匮乏问题。

　　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一言以蔽之，以云计算、大数据为主要特征的万物互联，将和传统人人互联不一样，它不仅可以加快信息的流转速度、增强人们的生活愉悦度，更重要的是，它将极大地拉动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为GDP的增长作出显著贡献。其中的关键是“云”，万物在云互联，“云”在未来必定成为产业、公司和组织的业务依托，云在信息时代的作用，将不亚于工业时代的“电”。就像水、电、气一样，“云”将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存在和发展的命脉，也将成为家庭生活的必须。

　　回到考恩的这部作品，他的主要观点，最早发表于2011年。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没有预见到信息技术领域的这种快速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

　　后发优势：中国的机遇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无论沿着任何路径奔跑，人类社会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迟早都会遭遇“大停滞”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样理解，美国作为全世界技术领域的先行者，较早地触碰到了“大停滞”的周期，这个时间点，根据考恩的观察，是在20世纪70年代。此后，美国民众的年均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都徘徊不前。

　　而这个时候的中国，却是另外一幅图景。

　　197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把这个古老的国家带进了一个高歌猛进的经济发展阶段。从图5（1978年以来中国GDP数据）可以看出，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驶入了快车道，2002年，中国的GDP突破10万亿元，2010年，中国以58786亿美元的GDP，超过日本的54742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回头看，从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期，这10年的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0.7%，而同期全球GDP年均增长率仅为3.9%左右。

　　随着GDP的高速增长，中国国民的年均收入也在大幅提高，由图6（1978年以来中国城镇、农村居民年收入变化）可见，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变化基本和GDP的增长保持了同样幅度和曲线。我们再按本书中大众收入中位数的口径来考察，还是发现，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即使在2012年、2013年这最近两年，中国民众收入的中位值也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率，见图7（2011年至2013年中国居民年均收入中位数的变化）。

　　可以肯定地说，美国从1970年代开始遭遇的大停滞现象，在中国，至今还没有出现。但根据经济规律，它应该可能在将来出现。事实上，2014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放缓。2014年10月，世界银行把中国经济增速从7.6%的预期下调到7.4%，并认为2015年其增速还将继续下降到7.2%，1而国内的研究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期还更低，该机构认为，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为7.3%左右，2015年将下降到7.0%。

　　那这是不是停滞的征兆呢？

　　大停滞，会不会击中我们的东方快车？

　　我的回答是，不会。我相信中国将跨越这一轮大停滞，而且，美国发生的这波大停滞还为中国提供了赶超的机会。

　　原因就在于，信息技术发展的瓶颈已经突破，产业互联网的创新正洪波涌起！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波创新，是应用层面的创新，而不是原生的创新，即把已经成熟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到各行各业，改造我们所有的传统产业。

　　应用创新，也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把“1”变成“N”，而不是从无到有，把“0”变成“1”。在这股新的应用创新大潮中，即使和美国相比，中国也没有明显的劣势。

　　不仅没有劣势，如果拉长历史的视野，中国甚至还有优势。

　　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例如，从上文的图3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固定电话的普及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从1870年代美国人贝尔发明电话，美国的企业和政府用了90多年的时间在城市和农村铺设线路，中间历经无数企业的拆分、政策的调整，才在全社会实现了90%的普及率。今天的中国，固定电话的普及率当然远远低于这个比例，但问题是，随着无线电话甚至网络电话的出现和普及，中国社会不用再沿袭路路立杆、家家铺线的传统做法，换句话说，中国通讯设备的普及，一定程度上已经跳过了固定电话的阶段，直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以一个国家为单位，中国社会不仅大幅节约了成本，还用上了更方便、更快捷、更现代的电话设备。

　　再说我们前文提到的金融领域，当年的美国用了几十年的努力，才建立了全民信用制度，今天，因为掌握了客户的交易流水数据，阿里巴巴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决定是否发放一笔贷款。利用无处不在的充沛数据，中国的全民信用体系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小的成本就可以建立起来。又如，随着网络的普及，信用卡将数据化、虚拟化，实体信用卡将大幅减少甚至消失，这意味着我们的银行不用再像美国银行那样建设那么多的物理网点和自动存取款机了。从图8（世界主要国家每10万成年人拥有的自动存取款机（ATM）的台数）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拥有的自动存取款机在迅速增加。2012年，中国平均每10万成年人拥有的自动提款机数量为37.51台，但和英、美、日、加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加拿大平均每10万成年人拥有的自动提款机为205台，美国为173台，日本为127台。如果要在数据上缩小、拉平这个差距，中国肯定还需要很多年的努力。但由于大数据、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和普及，大部分金融交易都可以通过虚拟账户来完成。可以预见，未来的社会一定不需要那么多实体存取款机了，如果我们现在就能立足长远、科学规划，肯定可以跨越建设这些存取款机的环节，省去相应的费用。

　　再如汽车，美国的普及率也相当高，平均下来，全国每个家庭拥有一部以上的汽车，中国也正在快速普及的过程当中。但今天的汽车行业，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特点，一是电力车的普及，二是无人驾驶汽车将在几年内上市。2014年10月，全球电力车的生产巨头特斯拉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在2014年年底起将陆续推出几款新的车型。新车型可以在高速公路自动驾驶，停车的时候，还可以自动泊车。这代表着电力车和无人驾驭汽车在合流，汽车生产技术在经历了多年的停滞之后，也爆发新的技术革命，正在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领域。据统计，2014年上半年，美国共售出54973辆电力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5%。充电站也在快速增加，全美2011年仅有3300个充电站，2013年底已经有19000个。1可以预计，越多的充电站，将会带来更多的购车者，电力车以及无人驾驶技术的普及，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将加速。

　　在这场汽车革命中，毫无疑问，中国也将获得同样的跨越性优势。

　　以上优势的出现，是因为人类正在从工业文明大步迈进信息文明，因为新技术的出现，人类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些新方法来解决一些老问题，这些方法用的不是钢筋、水泥和电线，而是云、软件和数据！

　　在迈进新型社会形态时产生的这种优势，是把中国和发达国家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对比产生的一种相对优势，可以称之为“后发优势”。关于后发优势，我在最新的拙著《数据之巅》中，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对比和阐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这本书。

　　本书的其他借鉴和启发

　　考恩的这本书，源于一些博客和专栏文章的集结，因此并没有一个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但除了敏锐地解释了美国的大停滞现象，这本书还有不少地方，也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例如，他在开篇时指出，过去的40多年中，美国社会对女性、对黑人的歧视现象大量减少，各个族群得到平等对待，这也刺激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关于减少歧视如何能促进经济发展，美国的经济学家已经有很多实证研究。因为歧视导致了整个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错位，被歧视的人群，由于不安全感，工作效率降低，经常要换工作，人不能尽其用，而每换一份工作，社会都要承担成本，整个社会内耗很大。

　　其实不止美国，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对减少歧视现象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结论取得了共识。世界银行曾经向中东、非洲、南亚等国家建议，如果她们改善对女性的歧视，每年经济增长至少可以上升一个百分点。但十多年来，这些地区的改善十分有限，对女性的歧视，已经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差别，其实就是文明的差距。

　　回到我们中国，中国的种族歧视并不明显，但中国职场的性别歧视和由于城乡地域差别带来的身份歧视却远比美国严重，在大量招工应聘广告中，都会出现“未婚、30岁以下、本地户口、相貌端正”等等公然歧视的字眼，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全社会着力改变这种现象，就会在全社会释放由“平等”所带来的红利，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

　　又例如，考恩指出，美国社会大政府的出现，其实和科技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要是没有汽车、飞机、电脑和电话，就不会产生现代化的复杂行政体系，大政府也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大政府的出现，使政府开支不断增加，这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大停滞”现象的出现。追根溯源，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居然是因为民主体制——为了当选，政治候选人必须要用“白色的谎言”来向选民描绘一幅未来经济大增长的蓝图，同时承诺更多的社会福利，当选之后，这往往只能靠扩大政府开支来兑现。今天的西方国家，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已经从1870年的5%增长到50%左右，个别国家甚至一度高达60%，也和民主制度有关。

　　考恩继续指出，如恐龙般庞大的政府开支，根本不是好的现象，这是因为，政府花一块钱，要比个人花一块钱，效率更低。这就导致了“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政府的角色越庞大，其所公布的经济成长率，夸大的程度也越大”。

　　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在西方民主制国家，其GDP的数据当中存在“制度性的泡沫”。

　　在全书最后，考恩还为美国如何迈出科技高原开出了一剂重要药方，这就是提高科学家的地位。考恩举出例子说，即使在美国，一名重要科学家的去世，也不如一位歌星、艺术家更能引起媒体和大众的关注，他建议美国的政府和社会，不仅要舍得拨款、在经济上满足科研人员的需要，还要在家庭、学校、媒体倡导对科学家的尊重。我认为，这个建议对中国社会同样具有参考意义，中国之所以无缘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因为传统中国社会不重视科学技术，甚至斥之为奇技淫巧。今天，仍然有很多中国人愿意做管理人员，即当“官”，而不愿意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甚至看不起技术人员，这就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我们要思考如何解构这种文化，拿出具具体体的措施，在中国社会逐步营建一种“科学文化”、“工程文化”和“数据文化”。果能如此，今天的美国，虽然还占据着全世界的创新高地，但中国科技的全面崛起，应该也有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