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从根本上基于一种道德原则。凡有成就的学者极少是整天琢磨抄袭和钻空子的缺乏学术道德之辈。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做坏人。因为他们被自己的学术冲动所驱使，整天忙的要死，就想着怎么追求学问。西方的教授假如被发现抄袭，早上发现，下午就撤职。我们威斯康星大学还有一个规定，教授不能在自己的研究室里喝酒。我在威斯康星的时候，另外一个系的教授被人发现喝酒，马上被停职。凡是自由落实的地方都是非常有法治的，没有法治，很难谈到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一个管得多的社会，在管多以后就自由了。（小编按：规则多，遵守的人也多，就能维持一个良性的自由。反观国内生态，是违法犯罪或低道德行为的自由度很高而又成本极低。）学者是学术共和国的成员，正因为他为公共领域带来了效益，公共领域才让他在学术传统的纪律中享有学术自由。他需要对公共领域承担信托的责任。学术界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为什么社会提供那么多资源给你？实际上，从republic的观念来讲，学术自由实际上是个特权。但这个特权是必须提供的，且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提供的。即这个人必须是个学者，有资格做学问，念过书，有成就，尊重别人，有基本的追求真理的能力和责任。这些条件具备后，社会给你提供资源，让你享有一种特权。比方说你今天研究学问累了，特别没劲了。你三天三夜睡觉，听音乐，散步都可以。这是特权。你要是上班，不管白领还是蓝领，你就做不到，不能忽然说给自己放假。拿国外来讲，学术界收入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少，是中产阶级。那么凭什么社会供养着你，而你除了念书、做学问基本上什么事不做。很多很多职业的从业人员所做的事情并非他们的兴趣。你做你最喜欢做的事，还提供你一个中产阶级生活的基本条件。这不是特权是什么？对不对。所以相对于给你提供资源的社会，你要承担责任。
另外，我想跟大家交代一下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实际关系。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不是一件事。可能相互帮助，也可能相互破坏。学术民主，拿西方来讲，是一个演变了好多年的传统，我们叫Faculty Governance，就是教授们自己管自己。行政单位提供资源，但管不了学术研究、学术教学。我们自己管自己，就是学术民主。学术民主有时还运行得不错，但也会产生问题。民主最大的问题产生两个：第一个，民主容易产生社会同一性，对于个性发展有些压制。另外，任何民主多多少少会堕落到利益团体的运作。所以，西方民主的演变是共和主义和民主主义相互交融的东西。共和主义本身就是允许不同的精英和民主相互配合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在落实上变现为行政单位的领导不是选的，而是精英传给精英。一个比较不成熟的想象的民主，认为一切都要民主。在西方，精英不但不违反民主，也不违反自由。因为自由需要精英保障，这些在西方传统里可以说得很细致。在中国，搞的是形式主义，认为民主就是民主，要多数人决定，精英就是少数，多数要压倒少数。这在西方不是这样。
另外，学术评鉴的问题。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当现在为止，我搞不清楚为什么台湾，香港，新加坡还有大陆这四个华语社会的学术评鉴会变成这样。要评分，要出版，出版多少才能评职称。台湾我比较清楚，就是你写一篇历史论文，发表在历史院研究所的学报，就有8分，台大学报，7分。另外的学报，6分，有些不行的跑到师范大学的学报发表，则只有4分。每篇文章都评分。从讲师升教授要多少篇文章，而且规定最近5年写的才能行，以前写的还不算。各种硬性规定，最大的理由就是美国也这样，其实美国根本不是这样。
美国是怎么样呢？为了这次讲演我特别打电话给一个工学院的教授。问一下他们工学院是否和我们社会科学方面的类似。他说跟你们完全一样。我们的办法是这样的：
第一，请人非常严格。拿我们威斯康星历史系来说，请年轻学者来是非常艰难的事。年轻学者来的时候，至少要有10封推荐信。这10封推荐信的作者必须得是世界上他那个领域里边第一流的权威学者。每一封推荐信通常需要2页半到3页之间，单倍行距。不是说像从前陈寅恪先生那样，写几个字，某某人挺好，就升了。不是这样的。不管你是陈寅恪还是王国维，你要写2页到3页单倍行距的报告。
接下来，我们的教授组成一个5人的review committee。如果这个年轻教授的研究领域是欧洲中古史。系里将派出两个欧洲中古史专家，都是世界水准的，还有一个研究范围比较接近的专家。这3人都来自欧洲史。还有另外两个教授一个来自美国史，一个来自其他史学，他们的欧洲中古史是普通大学生程度，不是特别懂。为什么找不懂的两个人也进入审查委员会呢？因为这两个人要担任watch dog，要监督这3个人的所作所为符合不合学术程序。这5个人可以说是就苦字临头。他们要履行学术共和国的公民责任。公民责任就是做事。做事就是要看被考虑的年轻学者的著作。那两个不懂中古史的人也要看。从头看，虽然技术上不懂，至少可以看懂他的论证。看完了以后开会。开会的时候，每个人提交报告。每个报告至少2、3页，相当于一篇小论文。大家意见一致的话，很容易，通过了。有时候没有意见一致，有争论，要彼此先沟通，然后取得多数。假如没有多数，我们就要交予大会，也就是我们系的终身职的副教授以上的人开会，看看你们有没有道理。每次会都要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才行。这种办法，拿我的经验来说，通常都能找到最好的人。
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们要找一个欧洲工业史的教授。找到一位女学者。她是哈佛和MIT研究欧洲工业史的两个权威共同推荐的，认为从来没见过一个年轻人这么优秀。但是她很年轻，论文还没写，只有一篇研究计划。那怎么办呢？我们开会，请她把她的学术报告什么的拿来看一看。结果我们一投票，全系一致通过，破格给她offer。这位女士现在是世界上该领域最重要的权威。
你看，这个机制很妙吧，你说他守规矩吧，他又破格。你说他破格，他又守规矩。它是精英跟民主，自由与共和相互配合的运作机制。运作好了非常有意思。运作不好，什么机制都不能保证永远成功。
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的条件。评鉴委员会的成员都不愿意把自己毁掉，都有作为学术共和国公民的爱国心。东方的机械的做法是根本违反学术自由的，西方根本不是这样做的，不管招新人还是年轻教师升职，都是像我讲的这样做的。为什么东方会这样呢？我猜想因为东方没有这个机制，本来是威权体制，上边怎么交代怎么做。现在忽然民主了，不懂得真正民主怎样运作，搞民主的形式主义。
你能想象一个教授为了系里招一个新人，或者为了系里的同事升职称花一个半月的时间看这个人的书吗？没有这种事！因为东方人没有公民观念。我所知道的评鉴都是不看人著作的，都是看别人写的推荐信。中国的推荐信我看了也不少，没有一封推荐信是真正好好看了著作以后写的，完全是胡说八道。没有人肯花时间做事，没有公民观念，也没有鼓励，没有一个机制使自己觉得此事与自己息息相关，系里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
学术自由落实到最后，就是不管你。由你将学术作为志业，像韦伯形容的驴子那样心无旁骛地钻研。我当选台湾的院士以后，想为台湾做点事。有一件事现在差不多要做成了。台湾大学有很多资源，聘助理、开会、买书都足够用，但有一个最重要的需要花钱的地方没有花，就是专职研究。学者有了学术成绩以后，申请专职研究，叫做research leave，这与通常的sabbatical leave（例行休假）不同。获得专职研究资格的教授可以将教学任务减半，用另一半的时间专门搞研究，而薪水和各种补助都照发。这个东西我在台湾的研究院提倡，已经差不多成功了。这非常重要，因为教学相长，教学中有了一些好的想法必须有相当长的时间给教授去完成；而老是做研究不教书也少刺激，所以提出research leave，拨给专职研究经费。这个在西方是正常的。西方的一些基金会支持的就是这些钱。行政资源对于学术的支持必须做到这一点。才能保障学术自由，发展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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