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保皇会最重要企业，香港华益公司、华墨银行相继破产，或许这也是保皇会输给孙中山的原因之一，曾慷慨捐款的华侨们对于康有为失望了，投入了革命者的阵营。
我很是怀疑，倘若康梁生活在此刻，或许也是各种社交媒体、新产业的投资者。就像Google的创始人对于俄国的传统深感厌恶一样，也要用资本与技术达致他们的政治目的。这也是历史的复杂性一面。纯粹的理念从来难以发生影响，它需要组织、行动、传播来完善。康有为也从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者，他从这个小村落出发，在广州的长兴里创办了万木草堂，他招收学生、并将之转化成一个学派，进而催生出一股思潮（四川学者寥平启发了康有为，后者甚至直接剽窃了前者，却因行动产生了更大的思想影响力），然后将思想转化成政治行动，它在1895年时公车上书、1898年则百日维新，而失败后，竟然还以流亡者之身份缔造了一个流亡的商业帝国，尽管它最终失败了，却对清王朝造成了持续性的压力。而在整个过程中，他的万木草堂的学生充当了中坚的组织者与运营者……倘若以他们与华侨之关系，那似乎是真正的“重度垂直”。
我不知道，这创业的焦灼是帮助我更深的理解了历史的复杂性，还是把我带入了庸俗化的深渊……难道我也要写一本《康有为梁启超论私募与投资》吗？
11月29日 星期六 霾
下午时，龚自珍突然闯入脑海。在中学的语文课本上，读过他的散文《病梅馆记》和一首诗。至于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个人风格，一无所知。似乎依稀记得他与林则徐的亲密关系。
徘徊在脑海里的是他“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诗句。他的生活贯穿乾隆、嘉庆与道光，正是盛世转衰之时，全面的危机已然浮现、却尚未到来。他一生生活于悲愤中，才华未舒张，他的敏感与洞察似乎对这个时代毫无用处。他不仅试图将学界从乾嘉学派的琐碎中摆脱出来，重新注入经世与道德精神，还看到了即将的危险。他第一个建议将新疆化为行政区，提醒海上的蛮夷挑战。这令李鸿章在30年后感慨不已——“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轫于书生忧患之所得。”
不过，龚自珍从未享受到这赞誉，他在愤懑中离去，生前惟靠酒色转移注意力。在一些方面，他让我想起俄国知识分子。北京的皇权、莫斯科的沙皇，这两个国家的绝对君主制，都导致了巨大的压抑，让知识人陷入焦灼。不过，中国的知识人却难有俄国式的反抗精神。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系统高度的统一，读书人难以彻底决裂。
“一个新世界在我眼前展开了，它日复一日地成为我整个精神生活地中心。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形成地，但是尽管我还不理解它地意义，或者还很模糊，我已感到，我生来不是属于霰弹和胜利、监狱和锁链一边的。”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写道。那是1825年，一群俄罗斯青年军官想推翻新沙皇尼古拉一世，他们相信后者必定是一名暴君。他们失败了，或死刑或流放。13岁的赫尔岑是一名贵族之子，却从此走上了一条反抗、流亡之路。
他比龚自珍年轻10岁，龚自珍目睹了中国由盛世到全面危机的过程，赫尔岑则看到了尼古拉一世如何把俄国带入了封闭中。当这位沙皇在1825年当政时，他被普遍寄予厚望——“威严的外表、有钢铁般的意志、强烈的责任感，似乎是一位完美的专制君主”。但他的“坚定意志”把俄罗斯带入了一条灾难之路。比起上一位思想开明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成长于反拿破仑战争与战后的保守主义思潮中，他把世界看作一个危险、需要不断对抗的战场，而他把自己与俄罗斯建成一座坚固的堡垒。在他的思想世界中，专制制度、东正教与民族，是最主要的支柱。他相信专制制度正是立国基础，东正教是赋予人民生活意义的官方教会，而独特的斯拉夫人特性则是保证沙皇统治的强大基础。他不是一位向外看，而是一位准备固执的保守现行秩序的统治者，他怀疑一切社会的自发精神与民众的参与。在这套价值观的指导下，尼古拉建立了一套高度个人化、也极度高压的国家统治方式。传统的官僚体制失灵了，帝国的行政系统依靠由各种由沙皇的亲信组建的委员会来完成。这些委员会大多徒劳无功，在关键的改革问题“废除农奴”上毫无作为。他还借由第三厅这样的机构，建立一套严密的审查系统，从大学到报刊，一切自由思想难以容身。以至于他的支持者都感慨俄罗斯有“一种坟墓里才有的、在生理与心理上都在腐烂发臭的寂静”，而后来的一位历史学家形容说
“他们试图介入人民的全部生活，实际上他们干涉一切可以干涉的事情：家庭生活、商业交易、私人争吵、发明项目、逃跑的见习修士，秘密警察对这一切都感兴趣。同时，第三厅还收到不计其数的陈情书、投诉信、告发信，他们对每封信都要调查，都要立案。”
尼古拉的确是一位尽职的沙皇。他兢兢业业地巡视整个国家，试图关心人民的日常生活，坚决捍卫俄罗斯的独特与尊严。而且在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当其他国家忙于革命、内乱时，俄罗斯似乎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一些时候还以“欧洲宪兵”的角色出现，它似乎获得了一直渴望的国际地位。
但真实的俄罗斯在1853年至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暴露无疑。巨大的失败与代价表明俄罗斯仍是一个落后之国。它错过了19世纪迅猛的工业革命，它也未能缔造一个有效的国家管理组织。这一切都缘于一个高度封闭与停滞的政治制度、一套压抑自由思想的意识形态。“冷冻的三十年”，日后的历史学家常这样形容这位勤奋与坚定的沙皇的统治。
在这样的状况下，赫尔岑难逃流放的命运，并最终在西欧终老。但他从未放弃对俄罗斯命运的关注。在伦敦创办他的流亡杂志，书写他的俄国记忆……
终其一生，龚自珍与赫尔岑都未看到历史朝向他们期望的方向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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