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了2003年，上半年贷款一下子达到1万亿，全年贷款规模增长23%。此后，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涨到2007年的14.2%。2008年发生百年一遇的大危机，波及了全球经济。2009年中国经济进一步往下走，这个期间，我们出台了4万亿政策。4万亿是财政的钱，更多的是央行提供了大量的配套资金。

     我在2011年7月向领导同志汇报时曾说，中国两位数增速的时代应结束了，中国增速下来是合理的，硬托上去是不合理的，是有风险的。从今天看，大家已经慢慢接受增速下来这一事实。今年中国政府提出GDP增速要保7.5%。

      从各种数据分析，今年明年和后年的经济增速还会逐年下降。首先看出口。尽管美国经济在慢慢复苏，但要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那种状况，很难。欧元区的问题比较严重。这几年出口对GDP的拉动率要恢复到危机前几年的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其次看消费。政府多年来的战略取向是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但从历史数据看，我们居民消费率占GDP的比例，由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的33.8%，2012年的34%，2013年的34%~35%。

      我们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很正确、很明确，就是想尽办法扩大消费，改变增长方式。实事求是地说，国家这几年在扩大消费上是下了大力气的。农村实施了新农合，看病可以报销，农民养老也开始慢慢在解决。最为震撼的是，中国农民祖祖辈辈都知道种地要交税的，前几年农业税也废除了。废除农业税很大部分是为了消费。

     但尽管如此，严峻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提高消费率很难。因此，在中国目前情况下，GDP增长在消费和出口上找出路很难。从出口角度看，外国没有钱进口；从消费角度看，需要深入改革，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此只能依靠投资。投资分三块，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全国各行各业基本上都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比较生动的例子，生产一吨钢，低的时候只能赚一毛几；生产一吨煤，买不了一瓶高级矿泉水。

     温家宝当总理的时候，我亲耳听他讲过两次，他说，不要说一般的制造业，连战略性新兴行业中的风能都“疯了”。因为各个省都想搞战略性产业，政府干预、政府计划，最后又是重复投资。类似无锡尚德这类企业的故事很多。所以从制造业说，我们不能指望投资有很大的提高。

      那么就看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地方政府投资。中国资金富足，但是由于金融改革没有到位，大量基础设施的资金不是来自于社会，而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各种形式的举债。有的专家说，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很大的空间，还可以依靠大量投资拉动GDP。我个人认为，这只是指出了一种可能性。

      中部、西部、西南部地区和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相比，投资空间确实很大。但是关键是钱在哪里？现在地方债务风险高的问题已经很突出了。有人说，堵后门，开前门，发地方债。根据我对中国各级政府的了解，即使发债，也不是每个政府都能发债。

      如果严格按评级发债，我闭着眼拍脑袋推测，也只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一些债务情况较好的政府还可以发债，绝对不是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都能发债的。而且，即使搞发债，也不可能像前几年那样大量举债。因此，政府发债的问题不是融资形式问题，而是规模还能否持续放大的问题。

     现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变成全社会关注的问题。有些债权人已经到政府门口静坐，要求还债，问题很严重。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维持原来那种很高的增长速度了。当然，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现在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为了解决铁路债的问题和棚户区改造资金的问题，让国开行发债，邮政储蓄银行买债，绕了一圈来解决这些资金问题，这是可能的，我认为作为临时措施也是对的，但是不能放开了规模干，也不是长久之计。

     综上可见，从拉动GDP增长的角度看，我们出口的贡献不能给予太高的希望，消费率的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是很好的事了。投资中制造业产能过剩，基础设施建设很难继续维持高增长。因此要想保住GDP增长7.5%左右的目标，房地产投资是关键的一环。

房地产市场“超级繁荣”的时期已经结束

     我曾在今年六月份的一篇内部报告中说，“当前经济走势关键看房市，房市下跌已成必然定势”。这里说的房市是指房价和交易量。可以说，由1998年住房改革开始，到2008~2009年，由信贷积极扩张所助推的房地产“超级繁荣”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