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的三场大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中共革命，其领导层基本上都是以小知识分子为主体。他们一开始在政治和权力的边缘，逐渐走向中心。黄埔军校的小知识分子们，从黄埔出发，逐渐走向中原，在中心大舞台上扮演了核心角色。
 
“地方性”的超越
 
    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地方对中央的革命。辛亥革命后，各地封建割据，形成了民国初年强烈的“地方性”特征。受此影响，民国初年很多学校都具有“地方性”。但黄埔不同，虽身居南国，却面向各地招生，类似今天的国家重点大学。当时黄埔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以黄埔四期为例，学生不仅来自全国25个省份和地区，还有归国华侨，甚至有朝鲜人和越南人。以黄埔为中心的国民党军打破了湘军、淮军和北洋军队的地方主义，是一支以党为核心、由五湖四海精英组成的军队，它已超越了“地方性”。这也是它最后能战胜北洋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如此，传统的血缘、乡缘和学缘关系还是以各种方式渗透到黄埔学生中，因为最初学生们多数都是通过亲戚、同乡、老师和同学等介绍来报考黄埔军校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中，较多地强调黄埔内部的分歧是国共间的分裂、意识形态的分裂，但仔细研究发现，黄埔学生内部之所以形成不同的团体，不仅有主义的、党派的分歧，血缘、地方、学缘的因素也同样重要。过去过于强调黄埔内部党派的区别，而实际上黄埔内部的地缘网络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这方面的研究现在还相当薄弱。地缘网络在中国革命当中始终潜伏，成为影响革命内部分化组合的重要元素。
 
黄埔的革命精神

    黄埔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是有自己的精神，即所谓黄埔的革命精神。这个精神从哪里来?乃从主义而来。五四运动后，决定中国政治的不仅是“枪杆子”，还有“笔杆子”。到了五四运动晚期，启蒙运动已分化为各种各样的主义。当时最流行的是各种新式的主义。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知识分子，有思想有信仰，并且掌握白话文，便于动员民众。1920年代是主义的时代，各种主义如雨后春笋。
 
    说到主义，我想特别强调黄埔学生中的理想主义精神，这是今天非常稀缺的一种精神。理想主义可以说是一种青春的精神或学生的精神。这个精神源自“五四”，而黄埔学生很好地继承了五四精神。我们可以看到黄埔军校虽然条件简陋，但学生个个精神饱满，生气勃勃。黄埔一期、二期的学生是东征主力军，他们不怕死的战斗状态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精神作支撑。
 
    黄埔军校当年着重培养学生的三种“力”：第一是军事力，第二是组织力，第三是动员力。军事力一般军校学生都有，组织力则不一定，而动员力，即动员民众的能力，只有黄埔学生才具备。这个动员力很大程度来源于俄国。黄埔军校模仿苏俄的党军体制，在军队内部设立政治部，配有政治教官，具备很强的动员力。这是北洋军队没有的。北伐之后，很多北洋军队倒向国民军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求“赶快派政治教官来”。
 
    当年的黄埔学生有这么强的动员力，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呢?过去的研究经常强调，在黄埔时期，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已产生各种分歧、内斗，但这个说法被夸大了。实际上在1927年国共分家之前，黄埔内部各种主义的争斗并非主流，因为在1920年代中期，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新思潮不断涌进，孙中山都认为它们与三民主义是一致的，而对大部分黄埔学生而言，其实全都是“拿来主义”，兼容并包。他们并不清楚这些主义之间的细微差别。黄埔为何有如此强的战斗力，以黄埔学生为主体的国民革命军为何能取得北伐的胜利，这既是国共合作的结果，也是各种主义相互包容的结果。
 
    不同的主义越是能够互相包容，中国就越有希望;相反地，1927年以后，主义分裂了，国共分裂了，革命也就终结了。黄埔军校的历史告诉我们，主义携手，黄埔就有活力;国共合作，中国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