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建中国的伦理与信仰
近几年中国崛起，世界瞩目。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整个西方世界似乎趋于没落，但中国好像是“风景这边独好”。 但网络上也流传着一句话，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形势大好、秩序大乱、人心大坏”的时代，无良商人制造毒奶粉、毒馒头、毒胶囊，跌倒的老人很多人不敢去搀扶……很多基本的常识和良知出了问题。市场发达了，欲望被放大了，但伦理规范和道德底线却塌陷了。
实用主义下道德的多重标准
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曾经做过一个全国性的抽样调查，考察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其中有个问题：“你是否同意：人们的价值观各不相同没什么好坏对错之分” ？竟然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同意这个看法，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赤裸裸地折射出当今中国价值观的危机。
很多学者认为，首先从伦理层面看，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秩序大乱”的时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心灵秩序上的“乱”，表现在各种伦理的底线不断被突破。其中的原因之一，乃是维系社会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我们该如何克服这个危机，重建当今中国的道德和信仰？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重建当代中国的伦理规范，二是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与信仰。“伦理规范”和“价值信仰”这两个概念既有密切的相关性，又存在区别。简单来说，伦理学将伦理道德分为规范伦理和德性伦理。前者涉及社会秩序的维系，是法律背后的伦理道德支撑，没有规范伦理，“法”就是外在的、强制性的，人们若不认可就不会自觉遵守，反而会去尽量躲避惩罚，冲击法律和伦理的底线。
与社会性的规范伦理相对应的，是个人的德性伦理。这涉及到当代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信仰？什么样的价值观是好的价值观？伦理规范与其背后的价值信仰是不可分离的。孔子讲“仁”与“礼”，“仁”作为一套价值观，需要通过社会伦理之“礼”得以实现。而一个“礼”的社会，又有赖于众人内在的德性。孔子之后，分为孟荀两家。孟子着重修身和心性的内在德性，而荀子强调外在的礼治。那么，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制度重建的同时，要不要一套新的伦理规范和核心价值来支撑制度和法律？这些问题显然是需要我们深入讨论的。
价值的相对主义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便是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这一系列有关价值的核心标准的模糊和不确定。当现代社会祛除神魅之后，好与正当这两组价值开始分离。好属于德性伦理，正当属于规范伦理。当代中国在私人领域已经相当开放，默许并宽容人们具有各自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问题在于“什么是正当”这一规范伦理，也随着各种道德价值观的解体而崩溃，变得模糊起来。虽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在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上有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背后的伦理源头被掏空了，缺乏一个具有超越的客观性或历史正当性的伦理体系的支撑，因此，这些法律和道德法则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而没有内化为自觉的、天经地义的良知。另一方面，在制订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时候，缺乏公众的普遍参与和公共讨论，因而，这些规范虽然在内容上是善的，在产生程序上却是外在的、强制性的，无法成为公民的自我立法。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各种法律和道德规范无所不在，甚至细微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这些规范并不为公众所真正信仰，只要缺乏有效的行政权力的监视，人们便会毫无顾忌地违法，而不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和良知义务。
在日常生活之中，普遍地违背公共道德和公共规范，并不意味着公众普遍丧失道德感，而只是他们将价值相对化和实用化了。实际上最基本的价值和良知还是有的，我们常常用以衡量社会、批判别人，虽然很多人内心仍有这套价值标准，但它已不再成为我们坚定的绝对的信仰，而是可以视具体场景灵活变通运用。从社会整体而言，价值的实用主义体现在功利主义的公共道德观，“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衡量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道德性，从社会个体来说，在不同的语境下实用地、灵活地理解和运用价值标准，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潜规则。对于许多家长来说，如何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颇为尴尬的任务。一方面，家长们灌输那些千年不变的大道理，教他做正人君子，但遇到具体的事，大道理通通不管用，他们又不得不向孩子传授高度变通的小道理。久而久之，在这种普遍的价值实用主义的氛围之中，人们便习惯了按照道德的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生活，道德人格趋于分裂而又不自觉地按照某种实用理性统一起来。
我们每个人激烈地批评、讨厌所谓的开后门、拉关系，但当有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找关系，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个体制是公正的，我们只相信“拼爹”，“恨爹不是钢”。当今中国价值观的危机是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构成，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制度的改善，需要有好的教育，也需要有社会的重建，下面我着重从制度和德性这两个层面来谈。
正派社会是我们可以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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