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道路vs香港道路

　　我先读几个数字给大家听听：

　　GDP一直在双位数增长，除了短期的波动，几乎每年保持GDP增长率超过10%。出口扩张迅速。十年之间，各个地区的出口都是之前的十倍以上。GDP里面工业比重将近一半，消费比重一直不高。

　　工资开始一直不怎么上涨，但是出口导向型搞了十年之后，劳动力忽然全面短缺，工资大幅上涨，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开始抬头。好的，大家一定会觉得我是在说中国经济。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是亚洲四小龙在出口导向型模式后期的真实写照。

　　甚至顺着这个思路你比较一下会发现我们今天的发展速度其实还不如人家四小龙当年搞出口导向型的水平呢！台湾197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9倍，1980年为1970年的13倍；韩国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534倍；新加坡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5年的20多倍。而我们的出口导向型重镇的苏州，外贸进出口总值不过是十年前的12倍。2010年中国的出口总额是1.6万亿美元，不过是2001年的出口总额（2662亿美元）的6倍。

　　但是，工资快速上涨很快让四小龙的经济走向了经济分岔路。一条路是韩国、台湾、新加坡走的路，其实就是和日本一样的道路，另一条路就是香港。

　　从一开始，香港就比其他地区都幸运，因为从60年代到70年代，香港始终有大量从内地偷渡进入的劳动力，这样香港一开始的工资上涨压力就不如日本那么大。在60年代，香港的纺织工人平均每年工资上涨幅度是5.6%，十年下来是之前的两倍左右，但是在日本，社会工资总额累计增长245%，各行业人均现金收入由1.85万日元/月增至4.89万日元/月，名义累计增幅164.3%，远高于GDP增长的幅度。可以说，香港这段时间很像我们过去十年的东部沿海地区，因为一直有中西部的廉价富余劳动力补充，所以工资上涨幅度不大。

　　但是这反过来决定了两条道路截然不同的命运。从1965年到1980年，香港的经济命脉都是纺织成衣产业，而机械、造船、电子产业都没有发展起来。与之完全不同的是，韩国、台湾及新加坡都步日本后尘，由劳动密集为主的纺织服饰转变为电机机械设备为主的技术密集工业国家。

　　本来香港在80年代还有机会，但是香港又有了一个独特的优势，工厂可以北迁，把自己的制造业基地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便宜的广东。统计数据显示，1979年到1996年大陆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里面60%来自香港，而广东省这个比例高达80%。1996年港商制造业企业在珠三角直接投资有600多亿港元，有40多万家企业，直接雇佣了400多万人，直接为这些企业服务的还有100多万人。我引用这些数据，只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港商曾经多么辉煌，而这种辉煌是今天我们根本看不到的，根据香港工业总会的数据，现在港商在珠三角的企业只有7万家。实际上，珠三角现在比较知名的企业都没香港人什么事儿，比如腾讯，华为，比亚迪。

　　与此相反，韩国比较倒霉，本来在1970年纺织服饰在韩国出口额的比重比香港还高，韩国是44.3%，香港是41.1%。进入80年代后，韩国出口面临三大挑战：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高涨；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日趋激烈；与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差距缩小。因此，韩国政府对传统重化产业进行技术升级，形成出口主力产业。同时对精细化工、精密仪器、计算机、电子机械、航空航天等战略产业予以重点扶持，并将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作为未来积极发展的产业。冶金机械电子这些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占总出口比值由70年代的7.2%，90年代上升为35.5%，2005年甚至更成长至69%。纺织服饰业成长大幅下降，纺织服饰的占出口比值从1970年的44.3%，下降到2005年的4.56%。

　　二、日韩如何应对工资上涨？

　　在正常的经济体，工资上涨本来就不是坏事。

　　首先，日韩的工资上涨机理和我们完全不同，我们过去对工资完全是压制的，缺少健全的工会制度保护工人的利益诉求，现在又因为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租金上涨，所以倒逼工资不得不上涨，实际上，我们只是名义工资在上涨，实际可支配收入在下降，前者让企业痛苦，后者让老百姓受难。与此相反的是，日本工资上涨之后，结果只是内需更强了，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后，1973年日本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按现价美元计算）为49%，比1970年上升1个百分点，到1982年达到55%，比1970年上升7个百分点。 因此，工资上涨本身并不是个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日本从来没在腾飞期把工资当个问题来面对，日本政府面对的问题主要是汇率和通货膨胀，而日本的政策目标就是让老百姓的工资翻番。日本企业反而是有意把用工较多而产值较低的一些产业转移到东南亚、韩国和台湾去。

　　其次，只要你的教育体系和产业政策是成功的，工资上涨能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为内需消费型经济，但是，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是无能的，产业政策是失败的，根本无法鼓励顺利的经济转型。举例来说，日本的电池产业应对工人工资大幅上涨之路是搞全自动生产线，但是，中国呢？你想贷款，政府信贷调控，你买设备还得交17%的增值税，根本没法抵扣，换句说，还没开工呢，就得先交税，搞不好政府还给你搞个拉闸限电。所以，中国企业最弹性的解决办法是半自动生产线，资本投入小，随时开工，随时加班，随时休班。

　　再比如说，韩国选择的出路之一是扶植游戏和数字内容产业。韩国人的逻辑很简单，这个产业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在地理上毫无限制，且市场潜力巨大，非常适合韩国的特色。目前，韩国数字内容产业已经超过传统的汽车产业，成为韩国第一大产业。

　　韩国政府为数字内容企业提供的资金支持措施有：成立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各类基金和游戏投资联盟，如“游戏专门投资组合”（约有350亿韩元），“文化产业振兴基金”（100亿韩元），信息化基金，文化产业基金等；为游戏企业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对企业实行各种税制优惠政策，减免游戏企业的税负；直接投资推动数字内容产业发展，信息通信部投入87亿韩元，用于“创造数字内容产业基础”，包括运营数字内容制作合作中心，成立地方多媒体技术支援中心，为制作技术先进型下一代尖端内容提供支援等内容。

　　好吧，类似的事情在中国也不是没有，比如电动车，我们国资委也有16亿元资金直接支持，不过，只支持16家央企，包括中国一汽、东风汽车、长安汽车、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石油、中石化、中国保利等。民营企业不管你实力如何，全部被排除在外，不能加入这个电动车产业联盟，我最好奇的是，你搞电动车，为什么这16家央企里一家做电池的都没有呢？

　　此外，韩国政府建立了培养数字内容专业人才的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从职业教育到大学教育等各个教育层次。游戏相关教育机构共有84家，研究生院8个，大学5个；私立教育机构22个，高中3个。通过官方机构向韩国的游戏企业尤其是小型游戏企业提供人员培训，调查行业人才供需状况，提供培训课程，促进学术交流；对从事游戏产业的高技术人才免除两年兵役等等。我们再想想今天中国的教育体系呢？连一套公平透明的研究经费拨款体系都还没建立起来呢，何谈培养创新人才？

　　三、香港道路的终点：泡沫经济

　　那么，是什么打垮了香港企业家？很简单，就是泡沫经济！香港企业因为有大陆这个腹地，所以就不思进取，直接把工厂转移到内地，与此同时，香港又推行了错误的政策，孕育了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这样，香港企业透过制造业积累起来的资本并不像台湾投入了IT产业，日本韩国投入了半导体产业和造船这些技术密集型产业。等到亚洲金融危机，股市和楼市泡沫崩溃，香港透过出口导向型积累起来的这些财富顷刻间付之东流。

　　20世纪90年代前7年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一共为香港带来约7万亿港元的‘财富增长’，相当于香港在这7年间GDP的总和。也就是说，1997年以前社会所有的财富都被股市和楼市的泡沫吸走了。在金融风暴的猛烈冲击下，香港经济泡沫应声而破，房地产价格急速回落，社会财富大量萎缩，香港由此进入经济的衰落期。从1997年10月到2002年年底，5年的时间里香港房地产和股市总市值共损失约8万亿港元，比同期香港生产创造的本地生产总值还要多，也超过1997年前7年吸进股市和楼市的7万亿港元。

　　实际给老百姓直接造成的冲击比这些宏观数据更为残酷。1997年，香港楼市的重要指数“中原城市指数”高踞107的峰值。然而，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中原指数最低跌至30点，楼价急挫60%-70%。无数通过借贷置业的业主，瞬间变成“负资产”，无数炒楼客破产。到了2003年6月底，香港大约有10.6万宗负资产者申请破产，占所有按揭的22%。换句说，五分之一的香港有房族实际上都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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