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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辅礽同志是我的好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经常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如何推进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如何实现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在七届、八届（1988-1997年）全国人大期间，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一同参与了经济转型中的立法工作。不幸，从2003年起，董辅礽同志患上重病，2004年逝世。在病床上，他的遗言之一是：“我在武汉大学还有几位博士研究生，没有开题，请转给厉以宁教授继续指导，让他们完成学业。”又说：“我的学生都是厉以宁的学生，即使他们已经毕业了，仍是厉以宁的学生。”我牢记着董辅礽同志的嘱咐，指导他们一一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开题、写作指导、答辩，并先后通过，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2005年，董辅礽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我写了一首诗，纪念这位挚友：
七绝
少年空负神来笔，临老愧书归去辞，
谁解冯唐心内苦，黯然又是雪飘时。
本书作者陈东升是董辅礽同志的弟子，因为董辅礽同志与我多年相知相交的关系，他对我一直执弟子礼。1992年他辞职从商之后，相继创建了嘉德拍卖、宅急送、泰康人寿这三家企业，这么多年，这三家企业在不同的行业和领域都成了佼佼者。作为师长，我感到很欣慰。
我一直推崇市场化改革，而现代企业和企业家正是市场化的主力。1980年我在一次劳动就业座谈会上提出企业股份制改革思路，但因为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并没有引起多少回应。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才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公司制股份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这为一大批企业家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思想和体制条件，从此浩浩荡荡的创业大潮涌现。“九二派”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群体。
坚定的市场化取向和专业化追求，是以陈东升为代表之一的“九二派”企业家最大的特点。他们主动从计划体制内向体制外转型，成为最早也是最大范围脱离原有体制寻找独立舞台的一群人，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实践者和受益者。
关于“体制内”和“体制外”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体制内”和“体制外”指人员是不是纳入政府或国有企事业单位正式编制之内。纳入正式编制的，是“体制内人员”，未纳入正式编制的就是“体制外人员”。用这一含义来解释“九二派”，说得过去。另一种解释是：“体制”一词就是指经济体制，而且专门指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凡是属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就是“体制内”，否则就是“体制外”。所以“九二派”就是从“已经有所松动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到“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换句话说，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实际上，人作为社会的人，是不可能脱离任何一种“体制”的，除非他是鲁滨逊。这批“九二派”企业家，既然率先离开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善于寻找市场，适应市场，发现市场的空白点，引领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开拓一方市场。董辅礽同志的弟子中除了陈东升以外，田源、毛振华等人也都是如此。在市场中学习，在市场中成长，“做市场的好学生”，陈东升一直以此自勉。我衷心希望他带领泰康人寿循着市场化道路，不断开拓，不断创新，赢得并且巩固自己的竞争优势。
从经济史上看，保险（放心保）业起源于西方，它和银行、证券以及股份制等都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商业设计和商业组织、一种制度安排，通过集中管理风险，实现风险的规避和转移，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我认为在建设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进程中，保险业大有可为。泰康专注于人寿保险，充当人们改善“生活方式”的参谋、顾问，提出“买车、买房、买保险”新三大件。针对中产人群的家庭需求推出“一张保单保全家”。这些适合于现阶段中国国情的设计，使广大客户感到满意。在我看来，特别是为了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日益临近，泰康人寿率先探索养老服务的新模式，是很有远见的。
近几年，陈东升的事业平台更大了，他的主要精力除了放在企业的具体管理实务上，也把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关注公益事业上，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问题上，以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他把董辅礽基金会、亚布力论坛，作为表达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关切及思考的平台，这也是我欣赏和钦佩的。一名优秀的企业家一定是有理想、有抱负、具有“家国情怀”的负责任的企业家。
陈东升这次出版的《战略思维》一书，体现了他十六年来创办、管理泰康人寿的诸多思考。这些思考，呈现出了一家企业从无到有、由小长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轨迹，以及陈东升本人从一个创业者、企业家，再到商业领袖的历程。这些思考，尊重时间和历史，不矫饰，不夸张，不溢美成绩，不避讳问题，原原本本、实事求是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考虑得很细致，比如说如何建立品牌精神，如何应对高速成长的压力，如何平衡企业规模、效益、风险，如何建立持续不断的利润池等等，都是他所思考的，愿意同读者分享。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思维》一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转型期间企业发展史的宝贵素材和案例。
为此，我欣然作序，并祝愿陈东升创办的泰康人寿能够基业长青，实现“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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