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的不再流行和小时代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学界有著名的“二王”，除了王朔以外，还有一个人叫做王小波。其实王小波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远远没有王朔大，只是王小波英年早逝，早逝的人容易获得悲剧英雄的意味。其实如果单纯从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来讲，王朔的影响大大超过王小波。

　　王朔之所以流行，你要把他放到当时那个背景下来看。当时中国文学首先是以伤痕文学开篇的，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文学主要是一帮“道德的忏悔者”支撑，这里面可能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做张贤亮。王朔跟这一拨中国作家完全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一个道德忏悔者，他是一个道德反讽者，他讽刺一切道德。他通过自嘲或者互嘲的方式来嘲弄那个年代。实际上他颠覆一切神圣的语言和革命的语言。

　　为什么当时很多人觉得王朔的作品令他们耳目一新？是因为他们发现王朔把大家的语言和心态表达出来了，大家在王朔的小说当中读到的是整个时代的空虚和犬儒。

　　大家读王朔的时候，更多的是欣赏他的姿态，这种姿态我称之为“混不吝”，就是不在乎一切神圣的——过去叫做“高大全”，今天讲的是“高大上”——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扯淡。当时王朔引起很大的追捧，为什么今天王朔不流行了？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出来一个人告诉你说，“神圣是没有价值的，崇高是已经瓦解了的”。

　　我们21世纪第一个10年已经悄然过去了，对于时代和历史的观察者来讲，摆在他们面前有一个很大的任务，或者叫做课题，到底我们应该给这个时代以怎样的命名？我个人觉得郭敬明的说法最贴切，我们这个时代叫做“小时代”。而且“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就是郭敬明和他的《小时代》”———这是虎嗅网上一篇文章的标题。

　　一个不断外延的商业模式

　　你可能说不理解《小时代》这部电影为什么这么火，在座有人看过《小时代》的电影吗？举手的人很少，说明大家年纪比较大，而且当中男性太多了。可能有人要看《小时代》的话，说不定他已经有一个正在青春期的孩子。

　　郭敬明说，如果我们现在做电影不能够抓住这一代年轻观众的共同感受，就别来做电影。郭敬明《小时代》的主体观众是什么人呢？是一群20岁上下，爱看《快乐大本营》和《非诚勿扰》，喜欢读郭敬明的小说，喜欢看杨幂演的电视剧，喜欢用iPhone手机发微博和微信，她们大部分是女孩。这样的一个现象会导致文化精英主义者的一个强烈反弹，他们说《小时代》这部烂电影到这样一个程度，为什么还会受到追捧？我们年轻一代的口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种变化？

　　我在课堂上调查，我说大家看完了《小时代》以后用三个词来形容它的风格。同学们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基本上可以总结为三个词：凄美、华丽、忧伤。也就是这种东西是今天能够打动年轻人的东西。这样一个评语会让我们想起来，郭敬明曾经有一本当年很流行的小说叫做《悲伤逆流成河》；我们也可以想起以他自己为原形的另外一本小说《夏至未至》，在《夏至未至》当中，郭敬明把自己描写成一个帅气、温柔、眼睛里弥漫着经年不散的雾气的男孩。我们说什么东西叫做凄美、华丽、忧伤，就是这样一种感觉的东西，叫眼睛里弥漫着经年不散的雾气。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雾霾天太多了。

　　《小时代》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叫做“拜金”，实际上这个也不是我总结的，社会上对于这个电影当中反映的那种拜金和物质主义，还是有很强烈的反感存在的。但我们不要小看这么一个美少年，郭敬明其实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大家如果对商业感兴趣的话，倒可以研究一下郭敬明是怎么成功的。因为根据我的调查，有些年轻人在中学的时候读郭敬明，到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反感郭敬明了。他们觉得“当时我读郭敬明真的是装呀”。但是郭敬明并不在乎，因为总有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不停成长，新起来的年轻人还照样看他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流水线。我们看到他成功地从小说进入电影，对于第一次踏入电影业的郭敬明来讲是相当的成功，他具有一个不断外延的商业模式。

　　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分裂

　　郭敬明自己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和不要什么，承载尖锐的社会矛盾、反映人性这些沉重话题，郭敬明不屑一顾。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搞“最小说”的平台，带着浓厚的商业目的。所有这些作品的指向都是什么呢？放大十几到二十岁青少年心中的轻欢浮愁，浓墨重彩地讲述与他们同龄的虚构人物悲虐的身世、情感与成长变故，佐以华丽的辞藻，这些构成郭敬明的世界。

　　郭敬明很像是一个在《小时代》成长起来的都市青年的典型，外表是非常西方和现代的，但是他的心态不一定符合现代的一些基本价值观。比如说当郭敬明因为剽窃被判败诉以后，他愿意赔款，但是他拒绝道歉。80后作家当中另外一个相对清醒的女孩张悦然出来批评郭敬明，她说，“你不道歉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即将会为缺失公义、正义、荣誉、良知、廉耻而窒息。”但郭敬明对这些批评置若罔闻。

　　我们在这里面能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外表跟心态的分裂，并非郭敬明一人所独有。其实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代年轻人，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物质生活彻底全球化，他们在物质世界获得很大的自由；他们可能在毕业之后任职于跨国公司；他们很容易出国学习和旅行，但是他们在精神上并不能够自由思考。他们向往、模仿西方生活，甚至在享受西方的社会环境，但是他们的心态，与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是格格不入的。

　　这个时代没有变革但自我复制

　　有人把造成这种分裂的矛头指向王蒙，说，“王蒙当年在《读书》上发过一篇文章叫《躲避崇高》，80后走上文学舞台的15年，我们发现正是王蒙‘躲避崇高’的15年。先有王蒙先生的躲避崇高，后有80后一代虚置历史，成为漂浮人或者浮游生物”。而且我们发现，80后不仅躲避历史，也躲避现实，他们不关心现实的大问题。这种双重困境其实跟上个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作为是有巨大关系的。1993年王蒙发表“躲避崇高”以后，作家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躲开宏大叙事，躲开公共领域，躲开社会责任感。

　　王蒙说，中国已经动荡了168年，国人对于社会的批判已经够狠了，现在的人们渴望一种建设性。问题在于，在商业和政治的双重夹击之下，这个社会到底还有多少独立意识和批判意识？一个没有批判意识的社会又从哪里找它的建设性？

　　至于王朔笔下的人物，没有改变体制规则的欲望与能力，却在自我贬抑与调侃反讽当中，完成了精神对于现实的逃避，而这恰恰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当王朔的东西出现以后，中国很快就进入到“过把瘾就死”的挣钱狂潮当中，这个其实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当王朔这样的文化英雄在消解伪价值的同时，把价值也消解了。中国人一心一意、心安理得地去追求最大的物欲，别无他求，这是为什么我们进入“小时代”的根本原因。

　　“小时代”的一个核心标志是什么呢？是我们进入了平庸社会。我们在自己生活的“小时代”里呼唤变革。但是，这注定是失望的。我们生活的这个“小时代”不会变革，反而，根据郭敬明的讲法，它是自我复制的，可以从1.0版复制到2.0版，复制到3.0版。这个时代没有变革但自我复制。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

　　我们说到这里，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我们生活在小时代中感到悲哀。这就进入了我下面的主题，我们之所以在“小时代”里还有希望，是因为这个“小时代”一反常态地出现了“大人物”。这个“大人物”，不是英雄也不是圣人，不是领袖也不是舵手，而是一个个经由网络获得了表达权，并且一旦拥有这种权利，就开始学会越来越好地实施它的普通中国公民。

　　互联网会不会促进中国社会的大幅转变？无论中外都不停有人问这个问题，我在我的一本书《众声喧哗》当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互联网在帮助普通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在建立中国的公共领域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个作用可以分为三点：

　　第一，分权、匿名和灵活的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

　　第二，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

　　第三，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

　　基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总体评价：“中国的网民事实上是全世界最有公共精神的网民”。正是由于这种公共精神，在我们这个“小时代”催生了层出不穷的大人物。虽然说这些大人物可能是很悲情的，比如说有的民工必须通过开胸验肺来证明他自己得了职业病；上海的司机因为被钓鱼执法，他切断了自己的手指来证明他是一个守法的公民。很多人因为拆迁、捍卫自己的家产而自焚。

　　这里进入到我的最后一个主题词：“微动力”，因为我把每个人都承担责任这回事称之为“微动力”。“微”就是每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微就是你我他，也就是我称之为“大人物”的人。“动力”是说，不管言语有千条万条，改变世界的还是行动。

　　微动力为什么重要？因为在过去，少数几个动力十足的人和几乎没有动力的大众一起行动，通常会导致令人沮丧的结果。那些激情四射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大众没有更多的关心，而大众则不明白这些少数人为什么不能闭嘴。而今天有高度积极性的那些人，应该致力于降低行动的门槛，让那些只建议一点的人能参与一点，所有的努力汇聚起来将会十分有力。微动力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呢？用一个知名博客上的一句话叫做：“日拱一卒，不期速成”。

　　梁启超在1901年写了一篇文章《过渡时代论》，他把那个时代称之为“过渡时代”。我觉得梁任公的这个提法完全可以用来形容我们这个时代，而且梁先生认为生活在过渡时代的人是有福的。他说，“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世间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但是，梁启超话锋一转，指出了“过渡时代”的危险：“凡一国之进步也，其主动者在多数之国民，而驱役一二之代表人以为助动者，则其事罔不成；其主动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强求多数之国民以为助动者，则其事鲜不败！”我用梁任公的话讲我们在这个年代所梦想的是什么——“故吾所思所梦所祷祀者，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梁任公是有互联网精神的。

　　(本文为嘉宾2013年12月29日在“南都公众论坛”上的演讲稿，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