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称 仅有6.6%微型企业曾获政府补贴
日前，由交通银行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合作研究的中国中小微企业成长指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12年上半年，中国中小微企业的成长指数有所下降，一同下降的还有中小微企业的“绩效指数“、“信心指数”和“风险指数”；成本压力上升，已成为中小微企业头号难题，而政府补贴却未能及时到位；微型企业只有6.6%曾获得过政府补贴，急需政府扶持。
成本上涨成瓶颈
据此次中小微企业成长指数调研，问卷中关于“制约企业经营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一题，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上涨”和“原材料价格上涨”成为绝大多数企业的发展瓶颈。
在过去几年，成本上升是各行各业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小微型企业而言，这一问题更加突出。首先，多数中小微型企业的盈利水平和盈利能力本来就低于同行业的大型企业。研究发现，多数企业的盈利水平在3%-5%之间，由此意味着成本的风吹草动都会对中小微型企业的盈利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其次，多数中小微企业处于企业发展的创业阶段，市场竞争力相对都比较弱，在和客户、供应商的交易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相对强势的客户或供应商可以比较容易地把成本转嫁到中小微型企业身上，进一步加重了中小微型企业的负担。
获政府补贴份额极少
报告还显示，在过去半年中，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获得政府补贴占比分别为27.1%和23.7%的，份额极少。与此相比，微型企业获得补贴则更不值一提，仅有6.6%的微型企业主表示曾获得过政府补贴。可以看出，越是规模大的企业越容易进入政府的视野得到政府补贴。处于发展初期，急需政府支持的微型企业是容易被忽略的群体，通常得不到政府关注和支持。这就向政府机构提醒，在考虑补贴的时候，要提高补贴效率，应该具有一定的倾向性，而不是只关注已经发展比较好的大规模企业。
由于固定资产少、技术水平较低，原材料生产要素成本占企业支出比重较大等特性，中小微型企业由此分外艰难。作为经济发展、容纳就业、国家税收的主要贡献力量，中小微型企业需要政府在税收、政策扶持等方面的倾斜和支持。
扶持力度应大幅提高
从税收情况来看，本次研究的报告统计得出，64.1%的中小微型企业适用于一般企业所得税25%的税率；主要针对于小型微利企业的税率20%，数量较为有限，仅占比9.8%；17.5%的中小微企业适用15%的税率。从区域分布来看，华北、西南地区缴纳15%企业所得税的企业数显著较多，这主要基于这两个地区为我国高科技企业较为聚集的区域。此外，在其他税率的企业中，24%和10%以及“二免三减半”这类主要针对外商企业的税率优惠政策占有相当的比例，且主要集中于华南地区，因为该地区中小微企业存在外商投资的情况较显著。总的来说，我国推进结构性减税来减轻中小微企业税负的成果仍需假以时日才可显现。
调研人员指出，从国外成熟经验看，中国关于中小微型企业的税收和政策支持都有待加强和完善。从中小微微型企业自身看，首先是在自有资源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行业，然后要精耕细作，提高企业管理水平，降低管理费用，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盈利水平。（记者 赵怡雯）
证监会：鼓励中小企业公司自治
中国证监会创业板发行监管部副主任李量昨日在中国-OECD公司治理研讨会上指出，对于创业板中存在的大量家族控制型中小企业，证监会对其公司治理监管进行了大量工作，并提出鼓励中小企业公司自治、降低公司治理成本、分类推动公司治理建设等建议。
谈及对于家族控制企业的特殊模式，李量指出，目前创业板企业中，存在大量家族控制型企业，其公司治理的家族性与封闭性给企业决策带来先天缺陷，给公司治理监管工作带来了一定挑战。
对此，李量指出，证监会首先要求具有实际控制力量的控制人进行相应披露，并进行相应的声明与承诺;其次，证监会还强化了技术人员与董事高管对于公司治理的参与度，从而加强决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第三，强化公司独立董事在公司决策和制衡方面的作用，要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至少占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第四，所有实际控制人需要在股票上市前签署声明和承诺书，并鼓励创业投资者参股，改善创业板公司的治理结构。
此外，李量指出，家族控制型企业还可能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及相关人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证监会首先严禁上市公司同业竞争，同时要求相关企业减少关联交易，保持其业务和资产的完整与独立。针对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特性，李量提出了鼓励公司自治、降低公司治理成本、分类推动公司治理建设等相关建议。
民营经济：既要减负也要有新思路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包括雨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祝义材等在内的多位代表委员，就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问题提出相关议案。建议有关方面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以减税为中心，增加实体企业利润空间。代表们还建议，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民营企业也应该有长远眼光，积极开拓区域市场，培植新的市场增长点。
据调查，近年来，尽管国家十分重视企业税费负担问题，也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加以缓解，但总体改善状况不容乐观。一是税负高。企业涉税种类多，部分小型微型企业缴税总额高于净利润;个别税种设置不合理，存在重复征收现象。二是缴费项目多。据粗略统计，目前向中小企业征收行政性收费的部门就有18个，收费项目达69个大类。三是社会保险负担较重。有的省市“五险”占工资比例超过40%，其中单位缴费部分就超过30%。有代表指出，“2011年，确定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效果是好的，但额度还可以提高，覆盖范围进一步放大更好。”
税费负担大大增加了企业运营投入，不利于企业健康稳定发展，同时，由于企业运营成本的提高，对于二三级市场的开拓也进展不畅，造成区域市场开拓不完全。
《2011年中国中小企业调研报告》指出，支持民营实体企业成长的相关政策将进一步细化。2011年7月23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今年在这一实施意见的基础上，国家将继续细化相关措施，更加具体的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其次，对于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财务政策有所扶持，同时对于企业贷款也将进一步完善。
随着政策措施的一步步落实，民营经济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凸现出来，尤其是市场方面的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民企从来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这些企业要抱团走出去，同时要在市场上求的最优发展，提升经营和管理水平等。”在走出去的同时，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培植区域市场，增加新的经营模式，满足区域消费需求，扩大内需。
目前民营实体经济的一大困境是市场单一，民营企业在国内竞争激烈，而对于国外市场，以及边缘市场如城乡区域，开发较少，使得实体经济的发展局促于一隅。积极开拓区域市场，提高市场健康发展，解决国内供需不平衡问题，成为了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
祝义材建议，国家应更大幅度减轻企业负担，鼓励创业，培养企业家精神，培植实体经济。同时，要提倡科技创新，增强企业核心技术研发能力，提升民营企业整体素质。另外，加大对一些暴利行业的宏观调控力度，引导民间资本流向实体经济。
“回归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夯实经济基础的根本。” 祝义材表示，政府需要做的是，让民营企业在发展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回报，有一定的利润率，民间资本才会真正回归实体经济。
祝义材同时认为，改革创新是为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我们各行各业各领域都有责任去研究新形势、研究新对策，在改革中不断破解难题。民营企业更应该进行改革创新，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将目光转向农村市场，开发新资源，推动区域市场发展。
开拓区域市场更需要企业拥有扎实的企业内功，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提升整体民营企业素质，提倡科技创新，增强核心技术研发，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使民营企业在市场开拓中游刃有余。
珠三角中小企业主：替工人打工
“这招工是一年比一年难了。原来工厂满员是600名员工，现在才300名。原本能排两班作业的车间，现在只能排一班。”说起现在工厂的用工情况，钟先生可谓是一肚子苦水。
钟先生在广东省惠州市拥有三家生产PCB(印制电路板)的工厂，每周要往返于深圳、惠州两地，接订单谈合作。“用工成本占总成本比例从2005年时的10%上升到现在的20%。”钟先生表示，但工人却已经不是当年的那批工人了。“现在很多90后的新生代工人，招工的时候首先问你一天工作几小时，工作累不累，工作环境怎么样，周边配套设施齐不齐全。最后才问工资。”更让钟先生感到无奈的是，“很多人发了工资就开始玩，用完了再来上班。反正现在工厂区一年四季都在招工，上午辞工，中午转一圈，下午就能找到工作。”钟先生透露，现在很多同行都处于亏损状态，等于是替工人打工。
“亏损归亏损，工厂还是要继续运行下去。毕竟要养活这么多人。”在江门市经营着一家牛仔裤代工厂的吴先生如是说。关于用工成本，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工人的基本工资是2000元，社保及各项费用加起来要500元，包食宿的开销也要300多元，这样算下来，“养一个工人每月2800元是跑不了的。”
此外，政府有关部门日益提高的环保要求、设备更新要求，以及海外客户越来越低的订单报价，都在进一步侵蚀利润空间。吴先生说，现在外贸纺织业流传着这么一个自嘲的段子，“工人面前是儿子，政府面前是孙子，外商面前是傻子。”明知会亏损，但吴先生还是不得不接下订单，开动机器，“毕竟有单接总比闲着要强。”
不过，即便是这样，吴先生也没有打算把工厂迁到人力成本相对低廉的内地。除了离海关太远、物流落后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珠三角地区目前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而内地没有。“就拿牛仔裤来说。拉链、染料、扣钉、布料，这些环节缺一不可。如果只有我的厂迁到内地了，别的厂没有一起过来，那一个巴掌也拍不响。”吴先生说，行业越来越不景气，自己去年就萌生退意，如今退意已越来越浓。
中小微型企业成非公经济政策聚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4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将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为3.3%，将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下调0.8个百分点，至8.2%，并将中国2013年的经济增速下调0.7个百分点，至8.8%。
预测2012年美国经济将增长1.8%，欧元区经济将萎缩0.5%。另外，IMF预计日本2012年经济将增长1.7%，2013年增幅为1.6%，较此前预期分别低0.6和0.4个百分点。预计印度2012年和2013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7.0%和7.3%，2011年和2010年分别为7.4%及9.9%。
IMF报告警告，近几个月来全球金融稳定风险加大，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恢复市场信心。报告说，虽然欧洲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以图控制欧元区债务危机和解决银行业问题，其中有些政策在提振市场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欧洲国家在融资方面仍面临挑战，下行风险依然存在。报告指出，欧元区外围国家融资成本增加、尤其是去年第四季度中短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与长期收益率形成倒挂，表明融资困难和违约风险加大。随着危机加剧，融资压力已从欧元区外围国家传导到欧元区核心国家，从主权国家层面传导至欧元区银行业。
全球经济活动将减速
根据《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全球经济活动将减速，但不会崩溃。多数先进经济体将能避免重新陷入衰退，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将从较高的速度上放慢下来。然而，作出这种预测的假设是，欧元区政策制定者将加大克服危机的努力。
下行风险显著上升
下行风险主要来自：最紧迫的风险是欧元区主权与银行融资压力之间的恶性循环加剧，导致更大规模、更持久的银行去杠杆化过程以及信贷和产出的大幅收缩。该情景假设，主权利差暂时上升。对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心加剧，迫使各国实施更为前倾的财政整顿，从而抑制近期需求和增长。银行持有的主权债务和对私人部门的贷款遭受更大损失，因此，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程度大于基线预测。私人投资对 GDP 比率将进一步收缩 1.75 个百分点（相对于《世界经济展望》预测）。结果是，欧元区产出比《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下降约 4%。假设对世界其他地方的金融蔓延效应比基线预测更强（但弱于 2008 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之后的情况），并设定通过国际贸易渠道产生的溢出效应，那么，全球产出约比《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低 2%。
另一个下行风险是，美国和日本在制定中期财政整顿计划方面的进展不足。在短期内，这一风险可能不严重，因为欧元区的动荡使美国和日本的政府债务更有吸引力。然而，只要预计公共债务水平中期内将上升，并且如果没有明确和可信的财政整顿战略，全球债券和货币市场就有可能出现动荡。
一个更紧迫的风险是，在美国，易出事故的政治经济将导致近期内财政过度紧缩。
主要新兴经济体的风险与经济可能出现硬着陆有关，特别是在潜在产出不确定（可能减缓）的背景下。近年来，一些主要新兴经济体的信贷和资产价格快速增长，金融脆弱性加剧。这刺激了需求，并可能导致了对这些经济体趋势增长率的高估。如果房地产和信贷市场走势趋弱（触发因素是国内信心丧失和预期减弱，或国外需求下降），则可能对经济活动带来严重破坏。
此外，人们对地缘政治因素引起的石油供给风险的担忧再度增加。由于库存和剩余产能缓冲有限，并且实物市场状况在 2012 年全年预计都将处于紧张状态，因此，如果对与伊朗有关的石油供给冲击的担忧加剧（或出现实际的供给中断），石油市场将受到严重冲击。
学者共识：2012年经济不会硬着陆
谚云：100个经济学家，有101个观点。不过并不尽然。1月9日，多名经济学家在纽约参加一个论坛时，对2012年的中国经济形成了“不会硬着陆”的共识。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虽然面对增长放，房地产市场下滑等隐忧，但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此间表示，只要中国经济能够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就不会有问题，即便房地产等行业有较大隐患。
余永定表示，尽管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同时国内房地产市场也令人担忧，中国近两年的形势仍能保持良好态势。但他指出，中国经济尚未触礁并不代表在未来几年仍无远忧，经济每年增长7%至8%都是可以的，一旦低于7%就意味着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危机将出现。
针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余永定认为中国房屋贷款的首付款比例普遍较高，一度从40%涨到60%，因此中国不会出现美国这样的次贷危机。但是中国经济2012年最大的担忧来自于房地产投资的急剧下降，尽管中国房地产的真实需求仍然很高，但房地产投资占到中国GDP的9.9%，这样的比例实在太高。
与会的中国银河证券首席顾问左小蕾则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在2012年仍将继续，同时房屋市场交易量会有小幅增加。虽然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空置率巨大，隐藏巨大危机，但左小蕾认为，除了被称为“鬼城”的内蒙古鄂尔多斯这样的极端例子外，其实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空置率并不严重，各地居民希望改善住房的刚性需求一直存在。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峰在论坛中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有可能放缓，对世界经济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远比增长速度重要，而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仍将持续多年，这其中原因包括中国的人均GDP仍然很低，具有很大成长空间。同时，中国也享有很多“后来者”的优势，可以避免其他国家先前犯过的错误。而从宏观财政来看，中国的负债率只有GDP的18%，这与动辄超过100%的许多欧洲国家大不相同，因此中国政府有充足的财政资源来应对各种挑战，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对于普遍关注的人民币升值及国际化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黄益平表示，中国经济放缓会使贸易顺差缩小，有可能减缓人民币未来一到两年内升值步伐。他表示当贸易顺差只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时，很难说人民币被低估。
黄益平表示，中国在国民收入账户和居民存款等方面的统计有很多低估，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发展重点将是以消费为主的结构调整。
地方债问题是中国发展的另一隐忧，已经引起国内外金融界的一致关注。余永定表示，虽然目前各地政府的地方债问题严重，近乎一个定时炸弹，但相信这一问题仍处于可控阶段，尤其是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实力非世界其他国家可比，因此，只要出台一些税收分享、鼓励政府从商业银行贷款等相关政策，这一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
国台办:重视中小型台企发展困难 帮扶转型升级
中新网12月28日电 国务院台办28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杨毅针对中小型台资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问题时表示，高度重视并一直在想办法帮助台资企业解决困难。要为台资企业创造更好的环境，进一步帮扶台资企业转型升级。
有记者提问，日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江苏视察的时候表示，要想办法推动两 岸产业界的深入合作，同时总理也表示说，对于台商的小型和微型企业投资贷款问题表示了关注。想问一 下发言人，未来国务院台办是否会采取具体的措施来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
杨毅表示，确实当前内外经济形势正在发生一些变化，特别是欧债危机影响正在逐渐加深。一些台资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的台资企业发展碰到一些困难，我们对此高度重视，一直在想办法，帮助台资企业解决困难。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温家宝总理前不久到江苏考察，和包括台商在内的企业界人士进行了座谈。温总理表示台资企业在大陆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要为台资企业创造更好的环境。今年下半年以来，为了进一步帮扶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继广东、福建、辽宁省之后，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陆续出台了新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我归纳一下，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简单给你介绍一下。
杨毅还表示，一是加强对台资企业的政策支持。浙江省提出对台资企业与省内企业一视同仁，同等享受科技扶持政策;积极推动台资企业享受与民营企业同等的扶持待遇;帮助支持出口类台资企业建立内销市场网络体系;上海市支持台资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对于符合条件或取得相应资格的台资企业，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或给予扶持的政策。
杨毅说，二是加大对台资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中小企业融资难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各省市将进一步加强对本地台资企业的专项授信力度，鼓励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拓宽台资企业融资担保渠道，积极推进台资企业融资体系建设，重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
杨毅还说，三是支持台资企业科技创新合作。鼓励台湾科研机构、大学、企业与当地企业开展合作，支持台资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并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研究机构合作申请国家和地方的科研项目。
杨毅还说，四是推动台资企业转型升级。江苏省对明确转型升级的企业，可按规定申请相关产业和贸易发展的扶持资金;上海市支持台资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发展服务业，鼓励和引导台资企业按照城市转型的发展战略要求，加快实施产业的转型升级。
杨毅并认为，我们对台资企业碰到的困难一向高度重视，全力帮助。就产业转型升级而言，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为他们服务，确保台资企业在大陆健康地发展。
宋泓：发展仍然是中国的第一要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宋泓
虽然经济规模已处在世界第二位，但是，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大力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也处在关键时期，需要加倍珍惜现在的发展机遇；中国发展还面临很多挑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因此，发展仍然是中国的第一要务。
建国60多年、尤其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稳定快速发展。1979-2008年，年均增长达到9.8%，最近两年也在9%以上，均为世界之最；对外贸易蓬勃发展，贸易地位也由1979年的世界第27位上升到目前的世界第2位。伴随着这种增长，中国GDP的规模，2010年也首次超过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长期来看，我们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任务还很繁重。以人均GDP来判断，按照IMF估计，2010年中国为4283美元，排在世界第98位，仅为OECD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即便是按照年均10%的速度增长（发达国家2%），要达到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仍然需要大约3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现在不是我们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鼓足干劲，发愤图强求发展。
人均收入处于5000-20000美元的时候，一个国家会逐渐进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会前后持续10多年时间。以我国对外贸易为例。在我国出口贸易中，以产品类型来划分，纺织、服装、鞋、家具和旅游用品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份额大概占了20%多（2006年20.23%；2007年19.27%；2008年18.28%。）；不仅如此，我国贸易中，加工贸易的比例大概为50%（2006年为52.67%；2007年为50.71 %；2008年为47.27 %；2009年为48.85%。）。加工贸易是指利用廉价生产要素、尤其劳动力，通过进口原材料而从事的加工和制造活动。其产品可以看作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代表，也销往国外市场。随着劳动力成本以及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这些产品在我国的比较优势在逐渐削弱。这类产业已经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甚至海外转移。如果转型顺利，我们会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跃升到发达国家的行列；否则，则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从质上讲，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进行转型升级，意味着本土企业和产业的整体崛起，意味着大批自有品牌和营销网络的建立，大量自有知识产权技术的形成。而品牌的建设以及技术的开发都需要长期、大量的投资和举国上下的不懈努力。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孜孜不倦求发展，更需要集思广益促转型。
从量上讲，这个时期，经济发展也面临重大机遇与挑战。如果经济增长顺利，那么，一年增长的收入，相当于过去10多年的总和。比如，在人均收入为200美元的时候，10%的增长下，一年增长的收入只有区区20美元；在人均收入4000美元的时候，一年增长的收入就可以达到400美元。反之，如果这个时候迷失方向，耽搁一年时间或者更长的时间，那么损失就会倍增。正常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的中断和重新启动，需要很长时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不同类型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被迫中断。从经济下降到稳定、乃至恢复，这些国家少则经过了三五年时间，多的达10多年。以泰国为例，遭受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之后，经济连续两年下降，并且，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从此前10年的平均9%的水平下降到了随后的平均4-5%的水平。经济增长一下子从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被拉了下来。中国经济发展现在正处在高速增长的轨道上，我们需要加倍珍惜几代人、几十年辛勤努力取得的这种大好局面。一心一意谋发展。
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人均收入处于4000-5000美元的时候，一个国家的发展会面临着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加剧，偏离发展轨道，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收入分配不均、差距扩大的情况会加剧，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体现出来。以转型升级为例。转型升级意味着低端产业的逐渐式微、甚至淘汰以及高端产业的兴起和快速发展。和这种变化相伴随，从事低端产业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要逐渐放缓，甚至要失业，而高素质、高技能的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则快速增长；同时，一些地区的发展要加快，另一些地区的发展则要落后。因此，大规模的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换代，需要有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护航。而建设这个系统则需要发展作为依靠。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从根本上讲，是一个经济实力和财力问题。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社会很穷，10个人中只有4个人就业，另外6个人失业，社会保障体系就要用4个人的收入支持另外6个人的保障；如果一个社会很富裕，10个人中有9个人就业，1个人失业，那么，社会保障体系就可以很容易建立起来，并且，质量也高。经济发展，不仅可以直接为千千万万年轻人创造出就业机会，而且也可以提供充足的财政税收来源，间接地为国家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了坚强后盾。没有经济发展，消减贫富差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就是一句空谈。
在新的“十二五”期间，我国将新增就业4500万，年均900万。解决这些人的就业，整个经济必须保持相当速度的增长。不可想象，没有发展的话，如何解决这些人的就业？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把饼子做大，才能更好地解决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这些社会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协调推进，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在落后的时候，我们的发展受制于很多条件的限制。现在，我们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且具有国内外的难得发展环境和机遇，坚持发展，我们一定能实现人民富足，国家强盛的宏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