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国成功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巨大冲击，经济增长达到8.7%的速度，明显超过了年初制定的保8％的预期目标。2010年我国的经济走势会好于去年，企稳回升的势头能够延续下去。中国经济内部增长潜力巨大，尽管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到10％以下，但潜在增长率仍可保持在9％左右。综合考虑国内经济增长潜力、去年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在今年的延续作用，以及世界经济复苏的势头，结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的模型预测，预计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至少将回升到9％以上，出口增长10％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可以控制在3％。如果世界经济复苏更为有力，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超过10％。

　　对今年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取向，社会上比较担忧通货膨胀压力在6月份会更加明显地释放出来，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可能实行较大调整。甚至有人议论中国人民银行现在（1月份）就已经开始实行紧缩性政策了。在我看来，这种议论是不够准确的。2009年12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10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强调加强针对性和灵活性，以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这个政策基调是非常清晰的。

　　其实，宏观调控本身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相机抉择，即使总的政策基调不变，也需要根据短期经济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宏观调控的节奏和力度；如果经济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甚至是转折性变化，那就需要及时改变宏观调控方向，也就是改变政策基调。大家知道，最简单而形象地比喻，宏观调控就像一只熨斗，起到熨平经济波动幅度的作用。在经济运行往上起得太快的时候，通过紧缩政策把这种势头往下压一压；而在经济运行往下降得太快时，则通过扩张性政策把经济往上托一托。如果定一个宏观经济政策好几年不变，不实行相机抉择，那就不是宏观调控，而是中长期经济政策。比如说“十一五”规划有一些经济政策，即将到来的“十二五”规划期间也会有一些新的中长期经济政策，一管就是五年，不用老动了。

　　最近两年来的宏观调控取向变化，就体现了短期内相机抉择的特点。2008年的年初，宏观调控政策基调还是“两防”（防过热、防通胀），到7月份变成“一保一防”（保增长、防通胀），到了11月份明确改为“一保”（保增长）。2009年的宏观调控基调，进一步明确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实施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迅速调动出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的巨大潜力，弥补了出口急剧减少造成的明显外需缺口，超额完成了中国经济增长“保八”的预期目标。这是我国及时、有效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成功范例。

　　由于2010年世界经济还有许多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我国经济回升也存在不稳固、不平衡、不全面的情况，所以，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很有针对性的。根据当前经济运行的数据，我觉得至少在今年一季度，还不是讨论扩张性政策大规模退出的时候。如果整个经济形势变了，宏观调控政策当然需要调整。今年我国宏观经济总的走势是企稳回升，随着各个方面的数据继续向好，而且比较平衡，那么经济刺激政策就可以放松力度，逐渐地淡化。

　　对于2008年11月开始的货币信贷猛增势头，很多人担心这样会导致后续的通货膨胀压力和银行呆坏账风险。人民银行也一直在关注事态发展，密切监测市场的流动性、货币供应量和价格指数，随时通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回收货币流动性。2009年6月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回暖情况逐步明朗，当月贷款增加额也大幅度减少；到了11月，国务院明确提出既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注意管理通货膨胀预期。最近一段时间，人民银行采取了连续发行央票、提高央票利率，以及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拨备率等措施，这一系列调控措施仍属于管理通胀预期的动态微调，而不是宏观经济政策基调的转变，并不表明宏观调控重点转到抑制通胀上来。在把握政策基调的同时，及时预调，动态微调，并使之常态化，这也是宏观调控的一种艺术。

　　形势好转更应关注抓改革、调结构、促转型

　　考虑到今年我国内外部总的经济形势明显改善，上升势头好于去年，我们在继续促进和保持经济稳定回升的同时，应该抓住经济回升而且比较稳定的时机，更多地关注“抓改革，调结构，促转型”。去年为了应对危机冲击，我们在保增长、扩内需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在调结构、促转型方面取得的成效相对差一些。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投资增长粗放、结构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问题，在有些地区或是被忽视，或是被掩盖起来。中央提出的调结构的要求，在不少地区落实得不够理想。具体表现为能耗高、排放大的项目重新上马，近期一些新兴行业盲目扩张。危机冲击也暴露出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缺陷，特别是为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信贷扩张对小、微型企业支持不够。一些大城市房价回升过快，楼市调整不到位，存在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隐忧。在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矛盾进一步暴露。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导致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利润空间缩小。前些年投资和出口增长速度高，但效率低，在国内外需求收缩的背景下，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出来。现在最困难的局面已经扭转，经济向好的态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应该认真看待这些问题，不要再使它们愈演愈烈。

　　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深刻而重大的调整，经济复苏后的绿色发展、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备受关注。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着突破。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从应对危机开始，就已经做出跨越危机的先导性战略安排，力图在新能源和低碳经济等领航产业、先进技术、国际竞争和道德评判中占领制高点，形成后危机时代的竞争新优势。中国责任论和威胁论也会不断花样翻新，西方国家要求我们减少碳排放、减少出口、加快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不断加大。这些势必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势必带来严峻挑战。

　　有鉴于此，我们确实应当加强紧迫感，进一步审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种种缺陷，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要密切关注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新动向，谋划跨越危机的新举措，在调结构、促转型上下更大的功夫，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我们要善于抢抓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市场机遇和发展空间，推进自主创新步伐，积极发展战略性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努力形成战略高起点，在新能源、清洁能源、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方面走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切实推进优胜劣汰和结构升级。我们也要善于利用国际企业重组并购成本降低的时机，有效吸引多种外部资源和要素来提升我国企业竞争力。我们还应当促进国内区域合作与合理布局，形成地区优势互补，增强整合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扩大我国应对未来世界经济振荡的回旋余地。

　　鼓励用信息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应当成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主要技术路线，也应当成为调结构的重要着力点。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促转型、培育新增长点来说，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我国能源禀赋结构以煤炭为主，资源枯竭地区和老工业基地众多，促进经济转型和发展接续产业的任务紧迫而繁重。同时，我国制造业实力较强，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体系比较齐全，熟练技工资源充裕，又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加速的发展阶段，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加快用信息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可以把我国在市场需求、成本、规模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发挥出来，形成新的要素组合优势，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将极大地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调结构、促转型要想取得预期的成效，务必抓紧改革和体制创新。我们要加大关键领域改革的力度，在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资源价格体制、统计考核评价体系和技术创新激励机制等主要方面，应当科学民主地设计改革方案，凝聚改革共识和动力，使各项改革措施协调推进。可以考虑的改革举措有：发展多层次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金融机构反应机制；激活社会自主投资，改善创业环境，加大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特别是要尽快完善对小型、微型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加快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推进资源环境税和流转税改革；完善稳定楼市政策，加快相关制度建设，抑制资产泡沫，等等。

　　我们应该抓住经济形势好转的机遇，集中精力来推进形势不利时所推迟的改革。例如去年价格总水平很低，为推进资源价格体系的改革调整扩大了空间，如果不趁着这个时候加快改革，就会坐失良机。刺激技术进步，推动结构调整靠什么？很重要的是把扭曲的要素信号校正过来，让真实的市场信号来起基础性引导作用。否则，靠行政性的推动总是不能长久，甚至引起进一步的信号失真和导向失误。我们应当通过抓改革，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以使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技术基础和结构基础更加合理、更加坚实一些。

　　扩内需应当长期坚持，需研究更有效而合理的刺激消费政策

　　无论是着眼于短期内应对外部经济危机冲击，还是着眼于在长期内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都只能也必须依靠内需主导型战略来发展自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定不移地发展开放性经济，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从另一个角度也被称作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引进外资和扩大进口对于满足内需作出很大贡献。世界银行数据表明，近40多年来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内需比例下降，外需比例上升。目前有10多个国家包括德国、俄罗斯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其内需比例与中国（2007年内需比例仍高达73％）类似，这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2005－2007年中国出口的外部环境较好，经济增长连续三年高达10％以上，其中净出口的贡献也不过两个多百分点；而2008年净出口的贡献仅为0.8个百分点，2009年则为负数。也就是说，2009年中国经济高达8.7％的增长速度，全部是由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拉动的。中国政府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之所以能够迅速见效，这两大内需不可估量的潜力才是根本依托。

　　2010年世界经济会进一步复苏，但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仍然不少，很难预期未来2－3年再出现2005－2007年那样好的外部经济环境。因此，我们仍然要把立足点放在继续扩大内需上，同时决不放弃争取外需。预计今年的投资需求仍会保持比较强劲态势。去年实施的刺激计划带来投资需求巨大增长，会保持其惯性。今年刺激投资需求的计划仍会带动2万亿元投资规模，加上社会投资逐渐活跃，再考虑到结构性减税和加强对小企业金融服务等改革措施，会促进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的投资，那么今年投资需求会呈现比较正常的快速增长。

　　扩大消费需求一直是我们多年的努力方向，并且取得了明显成效。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开支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7.6％，是全世界最快的。2008、200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幅分别为15％和17％，都明显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当然，消费增长也存在值得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居民消费开支的年均增长慢于GDP增速，最终消费增长慢于投资增长，因而导致投资率高企而消费率下降。短期原因在于，应对危机的措施使得投资增长更快；长期原因在于，收入分配政策不够合理，工薪收入增长慢于利润增长，居民储蓄增长慢于政府和企业储蓄增长，导致收入分配结构失调。也要看到，消费决策属于个人和家庭行为，根本上取决于现期收入和未来收入预期所决定的预算约束，刺激消费不像刺激投资那样见效快，因此需要设计针对性和导向性更强的政策组合。

　　为继续扩大消费需求，应当坚持行之有效的一系列消费政策，例如家电下乡、摩托车下乡和农用车下乡等。此外，还需要研究和再出台一些鼓励和引导消费的新政策：

　　一是结合小城镇规划和乡村规划，支持农村危旧房改造和农民自建住房。国家宜采取补贴政策，支持建材和装修材料下乡、下小城镇。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的过程中，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主要是买房子买轿车，而农村居民则主要是盖房子、装修，改善居住条件。农民这方面的需求潜力极为巨大，要远远大于家电、摩托车和农用车下乡，亟待调动和满足。这是一项力度更大、影响深远的鼓励消费政策，不仅刺激消费，还拉动生产、就业和投资，不仅涉及农村，还会扩散到小城镇，影响城乡统筹和城镇化进程，因此应当注意做好相关规划。

　　二是可以考虑把国有企业上交红利的一部分转化为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低收入群体困难补贴。此类补贴可采取消费券的形式发放。目前虽然已规定一部分减持的国有股纳入社会保障基金，但是这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居民短期消费。因此应当拓宽思路，让国有企业上交红利的一部分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服务开支，直接用于支持居民短期消费，而不宜再纳入社保基金。

　　三是研究调整奢侈品税收政策，兼顾好刺激消费和引导绿色消费的目标。追求奢侈品消费，是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和需求多元化的客观趋势，与其让大量购买力流往境外，不如把它们留在境内，为拉动消费作出贡献。降低奢侈品税率或许有助于做到这一点。同时也需要考虑，通过环境税的配合，来抑制奢侈品消费带来的资源环境损失。我们既要鼓励消费，也要引导居民形成健康、绿色、可持续的消费习惯。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