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1929- 1933年大危机时，主要发达国家实行的是金本位制，也就是货币挂钩黄金。
黄金本位的货币如有的经济学家讲过的那样，是比较“诚实”的货币，因为谁也不容易在里面“兑水”，一般搞不起严重的通胀。但是，金本位的货币制度遇到通缩时，各国也没有可能大手释放货币来刺激经济。其实，1929-1933年的大危机，最后也是先让英镑、美元分别与黄金脱钩以后才得以摆脱的。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全球主要货币早已与黄金脱钩，全球都已经进入了一个“法定不可兑现货币”的时代。在这个制度背景下，各国当局只要担心通缩之痛，短期内就有足够的手段打开货币龙头，大手刺激经济。这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不可企及的“优势”，在分析和估计经济形势时不可以忽略的。
所以，从全球格局的实体经济层面来看，发达国家与新兴开放经济体这两大板块从隔绝走向开放，由此激发出巨大的比较优势，推高了全球经济增长。同时，一旦金融市场爆发危机，引起了所谓系统性的恐慌、衰退和萧条，各国也还有一个松动货币供给、刺激经济的后手棋可以下。把这两个方面加到一起，结果就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尽管一时来势汹汹，却没有、也不可能那么容易地就把1929-1933年的大危机真正比下去。
至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也有一个从估计不足到估计过于严重的过程。2008年10月份，中国出口大幅度下滑，市场价格跳水。那是一个严峻的时刻。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增长靠工业主打，而工业制造又高度依赖出口。但过了2008年年中，中国出口从过去每年正的20%-30%的高增长，变为负的20%———有50个百分点的下滑！当时一位经济学家判断，中国经济在2009年和2010年都将出现负增长，不要说保八，就是保零都艰难。这也是中国政府出台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背景：两年4万亿国家投资，外加上三年7500亿专项医改花费，再加上出人意料的一年高达9万亿-10万亿的银行信贷。最后的结果，今年最低一个季度的G D P增长率，还是超过了6%。2009年全年过8，现在无人怀疑了。
在认识上还要加上一点，即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显著的，是中国的劳动者、建设者非常肯干，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干就什么也没有了。去年春节前，2000万农民工返乡的消息炒得全世界都知道，但是过了春节，农民工还是出来找新的机会。我也注意到工业增长方面的一条消息：到2009年9月为止，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的增长率要比国有与国有控股的增长率，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不难理解，这背后是体制优势、而不是投入优势在起作用。由于微观基础还是可靠，而政府在宏观刺激的同时还解开了不少束缚经济增长的限制性政策措施，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强劲复苏。
对明年的经济形势怎么看？目前还是有个担心，认为复苏不稳固、不可靠。但是从数据来看，今年前9个月投资对G D P的增长贡献了7.3个百分点，消费的贡献是4个百分点，出口则是-3.6%;加到一起G D P增长7.7%。
对此可问三个问题：未来中国的投资增速会不会减少？消费增速会不会减少？出口会不会增加？我这么看，把明年的投资和消费加到一起算，应该不会减少。
我的基本观点就是中国的增长速度不是问题。美国金融企稳之后，其进口需求免不了还要回升的。奥巴马总统要让美国成为出口大国，但他们必须能够生产出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才行。否则，非要年薪8万美元的工人去生产年薪3000美元的工人就能生产出来的质量相当的汽车，美国人没那么笨。
问题是救市的代价。全球都面临这个问题。放出去这么巨量的货币，譬如比G D P的增长还高出20个百分点的广义货币，绝不会没有后果的。大量投放出来的流动性将继续在整个市场里漫游，集结到不同的产业部门、不同的产业领域，由此带来相对价格较大的波动，最后或早或晚推高物价的总水平。目前还看不见通胀，因为C P I不过刚刚转正而已。不过，“物价总水平”指的可不仅仅只是消费品之价，也包括生产资料和各种资产之价。
总体来看，当全球和中国经济复苏的时候，某些失衡也会复苏。不仅如此，为了应对“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各国释放出太多的货币在全球漫游，究竟会对经济决策的环境造成什么影响，非常值得我们在“后危机时代”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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