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教授指出思路开阔非常重要。“在我看来，在日益复杂的外交关系以及金融市场的背景下，而且目前的状况已经远远超出多数职业政客和具有法律背景和一般专业人士的经验范围，愿意认真听取意见和提出探索性的问题……将是头等重要的，”沃顿管理学教授丹尼尔·M.G.拉夫说道。“国家最终需要的是能够发挥推动作用的人，他能根据高度简化的（当然并非无关的）全球局势来采取行动。”
他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安全与信息的泡沫中，而且对这样的泡沫深感焦虑，这应当是另一项重要特性。最为成功的总统所拥有的信息渠道深植于政府内部，而且能越过层层官僚体制，温特说道。他记得有一次，肯尼迪总统曾经召见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位成员，直接询问他对经济的预测。
温特教授认为，最杰出的总统似乎还会在决策时采取辨证的方法。让不同观点相互辩论有利于理解同个问题的不同方面。克林顿总统据说就特别擅长此类开放辨证式的决策方法，温特说道。例如，在决定削减赤字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重要优先项的时候，克林顿总统听取了双方的意见，之后调和了党内自由派的意见，以使两项议案均得到通过。
温特称福兰克林·罗斯福也是素来以此种辨证方法学习而著称。温特想起曾与他共事过的一位教授，这位曾在罗斯福政府工作过的教授说，他认为罗斯福总统故意把一个困难的任务分派给多人或多个部门去做。“结果就产生许多部门内部的争论，但是罗斯福总统对这类争论并不会表示谴责，”他说道。罗斯福认为这样能让问题和若干互有争议的解决方法浮出水面，然后他就可以据此来做出最后决策。
沃顿管理学教授彼得·卡普利也认为能够广泛听取不同意见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卡普利认为：如果领导不注意创建一个鼓励各抒己见的宽松环境，无论他是一个公司总裁或是白宫的领导，最后决策就会演变成为“集体思考”的结果，致使他有可能忽略重要事实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从谏如流
此种辨证方法对总统的要求很高，因为它会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到，做出决策是多么艰难，温特说道。“各人把所有事实和观点统统摆上桌面，总统的决策能力接受挑战……这个人必须真正能够在散会后处理所有这些材料，并对各人的观点进行权衡。”他补充道。并不是所有的总统都青睐此种方法的。 “我需要‘一只手’的经济师！”杜鲁门总统曾经感叹道，因为他所有的经济顾问都会说，“一方面……另一方面……”
据温特说，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是杜鲁门总统的顾问之一，他曾经指出顾问的作用不是提供各种不同的方法，而是为总统在决策时带来信心。
某种威信也可以成为一项优势。冯哈伯认为，麦凯恩在这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资深的美国参议员，而是因为外国领导人可能认为年轻的奥巴马不太胜任，就象是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试图利用年轻的肯尼迪那样，因为他认为肯尼迪可能经验不足。正是这种印象，使得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从而导致了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冯哈伯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在麦凯恩身上发生，他还补充道，“人们认为他有一点疯狂。”在博弈理论中，不太确定对手会做什么，这可能是对手的一项优势。“如果你认为对手是疯狂的，那就会改变博弈局面，转而会变成对手的优势。”
理想的情况就是，下一届总统将能够鼓舞民众，并且也知道如何把事情做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兼美国民权委员会前主席玛丽·弗兰西丝·贝里说道。但是，鱼和熊掌很难兼得，她指出，里根总统具备这种感召力，而且善于通过国会来推行他的方法，但是他缺乏执行经验。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总统具有执行经验，但是缺乏个人魅力。而在现代，贝瑞认为只有福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既有感召力，又深谙政府运作之道。”
学术界的兴趣有时会倾向于追随社会的愿望或急务，克莱恩指出，阅读有关管理类领袖的学术文章就会发现，公众对始于里根时代的领袖魅力的痴迷现在可能正在消失。“我觉得它已经走完了它的历程。”里根非常有个人魅力，克莱恩说道。“那似乎是奏效的，柏林墙不是倒了吗？”但是，当今的问题也许不再需要一个“孤独的牛仔”。当国内问题频现，“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同模式的领袖。”
新型领袖应当什么样？
“我认为，大家普遍同意的一点是，他能够采取折衷办法，可以有办法在对立阵营中找到共同点，这对于向前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卡普利说道。他在引用9月30日国会否决救市提案一事时说道，谈判和统筹能力似乎突然变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
“从人们最近的经历来看，我们需要的总统应当能够积极采取行动，同时愿意听取反对意见、不同意见、以及有经验人士的意见，但是并不一定要依赖他们的意见来排除别的事情，”贝里说道。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可以鼓舞民众，同时了解政府运作及如何把事情做好的总统。“我们需要的是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FDR）。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她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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