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低人一等 靠卖身求发展

    “如果政策很难推进，今年将是民企的卖身年——不是给国企当‘小妾’，就是给外企当‘二奶’。”在北京大学民营企业研究中心举办的首届民营经济圆桌对话会上，云南红酒业董事长武克钢说出了对今年民企命运的担忧。

　　武克钢的“卖身论”，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共鸣，一些经济学家说，过去一年，民营经济发展异常艰难，今年将更为艰难。这就令人费解了：官方一直强调，“当今的中国是民企的春天。”尤其是去年“非公经济36条”颁布，更为这个“民企春天”涂抹了一层绚丽的色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经济发展、国民就业、税收等方面做出贡献的民营企业家，怎么会说“今年将是民企‘卖身年’”？

　　表面上最红火的时候，底下的暗流却是最汹涌的时候。在这个会上，与会的代表与专家在分析民营企业命运时，普遍为民企不被公众理解、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感到焦虑。大多民营企业主是改革中“先富起来的人”，在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尤其对那些在改革中付出代价的弱势群体来说，“先富起来的人”成为被“枪”打的出头“鸟”，并不奇怪。何况，尽管大多数民企是靠劳动致富，但确实有一些有“原罪”的“老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企承担了很多不该他们承担的“罪恶”，愈加为公众不理解，发展环境越来越恶化。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转换职能不到位对民企发展的制约。武克钢在会上讲了一个一天收三张收费单的故事，这三张收费单分别来自公安部门、环保部门、税务部门。“公安部门说，根据国家安全保卫规定，你自己成立的工厂的门岗有可能变成黑社会，所以必须由公安部门统一培训、统一管理、统一买制服、统一交钱。”“环保部门说，即使你们零污染，也得按照用水量来交排污费。”“政府要对他们这些纳税大户进行表彰，但你们要出钱接受审计。”事实上，比这更为荒唐可笑的收费还有很多，但哪家民企敢拒绝？“一个官员掐死一个民营企业”的例子，并不鲜见。

　　还有，“非公经济36条”最核心的一条精神就是要让民营经济进入垄断领域。但是，这些“好听”的话，仿佛只是说说，一动真格的，必然触及原来垄断者的利益，而垄断者常常与政府有着“零距离”关系，这也是民企根本无法进入石油等垄断领域的深层次原因。否则，为什么有那么多听从国家号召涉足垄断领域的石油企业，或者倒闭，或者“卖身”呢？1月6日《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新闻，为“卖身论”做了又一注脚。常州一家民营测绘企业，在与“官商一体”的政府企业竞争中，受尽磨难，难以生存。而当地主管部门把这个民营企业“往死里整”的理由，竟然是：没有政府“独门生意”，市场非得乱套。

　　与国企、外企相比，民企“低人一等”的“超低国民待遇”一直没有改观。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对夹缝中的痛楚，面对大量的舆论谴责，发育还不健全的民企，将走向何方？难道除了卖身，真的别无选择？武克钢“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担忧，应引起“公平公正”的管理层的高度注意，也应引起全社会反思。

一天收到三张收费单 民企依然忙过冬

　　近日，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克钢一直露不出笑颜。在一场民营经济企业家、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三方会谈的论坛上他道出了原因：尽管自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颁布已有近一年的时间，但是“非公36条”还是落不到实处。

　　一天收到三张收费单

　　2005年里，武克钢印象深刻的仍是一天收到了三张收费单，分别来自公安部门、环保部门和税务部门。

　　第一张来自公安部门，“根据国家最近安全保卫新的规定，你成立的工厂的门岗有可能变成黑社会，所以必须由公安部门统一培训、统一管理、统一买制服、统一交钱”。

　　第二张是排污费，来自环保部门。“根据新文件规定，排污费要跟用水量挂钩。”虽然我没有造成污染，但按新文件规定，即使零污染排放也得按照用水量来交钱。

　　第三张来自税务部门。政府要对纳税大户进行表彰，但在表彰前要派独立的会计师来审查纳税是否真实。“我非常欢迎对我的监督，但还得我出钱，来审计我能不能成为纳税表扬户！”

　　刚刚从湖南攸县调查回来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朱善利印证了武克钢的说法，“当地的收费更多，有些还是很可笑的”。

　　“越穷的地方政府乱收费就越严重。”浙江华立集团老总汪力成这样总结。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非公36条”公布以后到企业中去调查，民营企业家们都认为“非公36条”很好，但具体到非公经济的公平竞争问题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税费问题，非公经济体跟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不一样，税收负担重，税以外的费用负担也重。

　　“民营经济如果在税收方面不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在竞争中它的力量就会削弱，这对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构建和谐社会都有影响。”厉以宁说，他将写成调查材料向上反映这些情况。

　　征地、贷款面临难题

　　厉以宁还提到民企不得不面对的两个重要问题：土地问题和金融问题。

　　“民营企业不要求特殊待遇，但至少应该知道征用土地的信息，并且能够公开参加这场游戏。”厉以宁说，有些地方反映，土地在公开招标以后，民营企业家才知道。企业家向政府反映时，有些地方政府说，文件传达到哪一级是有规定的，民营企业没有级别，怎么能够看到这些信息？包括政府采购等信息，也存在不公平的待遇，许多时候民营企业是事后才知道的。

在金融问题上，厉以宁在几个地方都进行了调查，政府允许成立民营银行，允许把一些现在的信用社改组成为民营银行，但有一个条件，必须有国外的战略投资者参加。“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有自己民营的战略投资机构呢？好像一谈到战略投资者首先想到是国外的，这使民营企业同样处于不利的地位。”厉以宁说。

　　“2005年是强力推行民营经济发展的一年，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体会到的民营经济最为艰难的一年。”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魏杰这样描述2005年之于民营企业的双重性。对此，武克钢则说：“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这样，它表面上最红火的时候，底下的暗流也是最汹涌的时候。”

　　魏杰认为，民营企业不被理解首先是利益结构调整的原因。“中国的利益结构调整一般来讲是首先从少数人开始，最后波及到整个社会成员，大致需要10年左右来一轮。首先调整肯定是少数人利益增长很快，比如非公经济的管理层增长很快，慢慢才波及到整个社会的群体，而现在人们看到的仅仅是少数，所以认为改革的成果是少数人在享受，大部分人没有享受到。还没有波及到整个社会成员的时候，人们就会有一点误解。”

　　改革除了带来好处，还要支付成本，“现在进入成本释放期，成本这方面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魏杰认为这些成本包括：30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虽然去年只有150万人没有再上岗，但大部分人都有心灵的创伤”；5000万农民丧失土地，他们进城后，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都会耗费很多的改革成本。

　　“非公36条”能解多少燃眉之急

　　作为“非公36条”起草小组组长的国务院公交贸易研究司司长陈全生，曾经两次听过文件落实部门国家发改委的有关汇报。他说，“非公36条”的文件大概有30多个配套文件，但现在只有不到10个文件已经出台，还在制定的有20来个。另外，还有十几个省区市，也出台了相应政策。但这些文件也只是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就是要给各省区市，留下发挥各自职能的空间，由他们来制定具体的细则。

　　“现在有人说落实太慢了，但我个人认为已经很不错了。”陈全生说，“1978年，三中全会决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但在1978年、1979年、1980年的时候还感受不到三中全会对中国命运的影响。过了20年，现在重新评价改革开放政策，我们才能感受到它多么伟大。”

　　汪力成则认为，“即使现在出台了10个配套文件也没那么容易操作。感觉还是政府在制定具体细则的时候，从操作上民营企业是进不去的。最明显就是石油领域民营企业的准入问题，现在吵翻天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如果政策很难推进，今年将是民营企业的卖身年———不是给国有企业当‘小妾’，就是给外资企业当‘二奶’”。武克钢这样比喻面临的尴尬处境。

　　汪力成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到2008年都会一直往上走，尽管有很多的问题，但2008年之后很难说，总的来说就是短期看好，中期看空，长期看好。在冬天到来之前，民营企业要做的就是准备好过冬的棉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