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行业高收入能管制的了吗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日前发布了200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有关指导方案建议，依靠国家特殊政策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垄断性行业和企业，工资水平已达到本地区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原则上不应再增加工资。

　　在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群情激愤之中，此一消息，使公众不平的情绪得到些许安抚，但“指导线”、“原则上”等表述，恰恰暴露了现实性的难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未必对垄断企业有多少强硬的约束力，即便存在这样的约束力，又焉能忽略垄断企业的应对智慧？

　　很巧，当天也有一则新闻：国资委日前出台了《关于中央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住房制度改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开始对所有央企的住房公积金和相关补贴进行严格的控制。

　　通知明确规定：“中央企业不得擅自提高职工住房公积金的企业缴存比例”，职工月缴存基数最高不得超过职工工作所在地平均工资的3倍，缴存额不得突破企业所在地住房公积金缴存上限。对于补贴的面积和基准补贴额，通知也有明确要求，即参照所在地政府机关公务员标准，并结合本企业职工住房的实际情况和企业经济承受能力确定。

　　报道认为，“向地方看齐”，是此次通知中的最大特点，国资委由此也打破了以往中央企业内部确定的公积金缴存比例和层级划分的惯例。

　　因为这是自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关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会议之后，相关部门对垄断行业高福利实施限制和调控的第一个实质性动作，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垄断收入分配改革的第一块试金石。

　　收入分配的巨大不公，已经成为当今敏感的社会性问题。但社会性问题却无疑根源于体制性的积弊。正如有论者所指出，分配不公的实质，实际是权力所主导的对资源以及利益的划分。要解决分配不公，也只能从规范权力的边界入手。就此而言，垄断行业的“幸福生活”，无外乎垄断企业自身的权力，以及政策所赋予的对市场的划分能力。这实际从根源上，指明了打破垄断的方向。

但从体制性的根源开刀，却无疑是个巨大的工程。它必定有赖于国家在面对外界的经济压力下，如何调整自身的经济和企业发展战略。因此，从具体的、容易操作的地方下手，自然也就比较好理解。

　　尽管我们肯定这种目标明确、操作简单的办法，但必须看到，这毕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政策的压力显然催生垄断企业的对策应对。例如，报道就指出，许多企业就有成系统的房产开发企业，它们完全可以用对本企业职工的优惠，将国资委的通知力量，轻易化解。面对这种对策，国资委是否还要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通知？又需要出台多少有针对性的通知，才能应对企业的对策智慧？

　　更何况，垄断企业的高收入，实际是由企业的考核体制所决定。从2003年开始，中央企业不再实行单一业务量(实物量)指标挂钩，而是以实现利润为主要挂钩指标。这本来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激励措施，但在现有的机制下，却只能沦为高收入的挡箭牌。正如报道中那位劳动部的司长所说，调整的思路就是工资增长要与效益增长保持合理的比例，不能超过利润增长，即所谓工效挂钩，而现在的难点是哪些效益是垄断体制所产生的，哪些效益是劳动所产生的效益，这个很难确定。

　　没有确定的标准，谈何规范垄断收入？这位司长的难题，正是垄断收入改革的难题。也不妨说，这实际就是检验这场改革是否成功的难题。

　　于是，我们不能不回到问题的起点：如果不真正打破垄断现状，如果不真正让市场去决定利润以及收入标准，那当前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收入分配改革，就难免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20年来发了数百种红头文件，却没管住公款吃喝的大嘴巴就是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