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顺差问题与美国无关

     美国人可以不从中国进口纺织品，但美国还是得从孟加拉国、柬埔寨进口纺织品，因此贸易逆差的总额不会减少。美国的麻烦不是中国造成的，它应该强调自己的问题 。

    2000年，在经历了7年的华盛顿生涯之后(4年的总统经济顾问，3年的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声称自己回到了学术界，一年后，他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开玩笑说，这是评委们对这位学术巨子回归的欢迎。

    但是，斯蒂格利茨再也没有回归到象牙塔里的数理模型中去，他的足迹仍然遍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他的声音仍然在各种顶级论坛的会场中回荡，他的身影仍然无数次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中。

    2002年，斯蒂格利茨出版了《全球化及其不满》，在这本引起广泛争议的畅销书中，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秉持的华盛顿共识，认为这些粗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把世界带到了崩溃的边缘，让本可使世界上所有人———尤其是穷人———都能受益的全球化变成了华尔街的盛宴和发展中国家的梦魇。

    斯蒂格利茨的书让许多人大吃一惊，一些学术界人士甚至认为他正在用咄咄逼人的言辞毁坏自己的学术声誉，但更多的人却鼓掌欢迎。是的，他使用的不是学术语言，可这又有何妨？他已经在抽象的经济理论上花了25年时间，在剩下的时间里，为什么不能让更多的人分享这位天才的思考？

    2003年，他又出版了《喧嚣的九十年代》，在这本同样畅销的书中，斯蒂格利茨激烈地批判了里根执政后在美国盛行的金融资本主义和CEO资本主义，他指出，华尔街的利益不等于美国的利益，如果一个国家把自己纳入到金融市场游戏规则的控制之下，那这个国家就走到了悬崖边。至于CEO中层出不穷的贪婪和罪恶，他称其可与最缺乏民主的政府所造成的恶果相匹敌，而这足以说明亚当·斯密理论的局限性———个人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并未增进社会的整体利益。

    斯蒂格利茨承认，没有任何思想能够比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更有力量，但把这种理论意识形态化，认为政府越小越好则完全错误，而这正是里根—撒切尔夫人和布什父子所犯的错误，这种错误导致了日益扩大的国内贫富分化和不公正的全球化。

    斯蒂格利茨认为，每一个成功的经济体的核心都是市场，但成功的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和市场间的平衡，即使在美国，绝大多数人仍然相信政府不仅应该在管制经济方面，还应该在提供重要公共服务方面———教育、社会保障、医疗———扮演重要角色。

    这两本书给斯蒂格利茨打上了批判者的烙印，但他绝不仅是一个批判者，他希望找到一条通往新的民主理想主义的道路，一条介于过分干预经济和最小化政府之间的道路，而这一理想建立在三大基石之上——社会正义、民主自由、个人与社区的协调。如果这听起来有些费解，那么简单的概括就是，斯蒂格利茨强调公平，无论经济增长还是全球化，而要实现公平，政府和国际组织的作用就至关重要。

    显然，在谈论社会正义、机会平等、个人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时，斯蒂格利茨的思想已经远远越出了经济学的范畴，他声称关注穷人的困境是一个道德义务，而他自己成长于促使约翰·肯尼迪说出“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这一名言的时代，对他而言，关注穷人的困境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美国式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