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没错 我们用错了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起步较晚，面对市场经济和金融资本市场，我们没有别的理论可以选择，只能认真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的经验。

　　西方经济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博大精深，而我们的教科书里往往只概括了一些经典的皮毛。对于工业化早期、城市化过程、经济起飞过程、体制转轨过程、国有经济为主的背景、儒家文化背景等等，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大部分没有涉及，即便涉及也被我们忽略。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决策者大部分都不了解几十年前、上百年前西方经济值得我们借鉴的历史经验。而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里，我们直接就“学会”了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的主流理论。这些理论放到中国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现实背景下，往往并不适用。

　　然而，就是这些未必适用的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十多年来陆续在中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第一代经济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这个影响就开始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宏观调控”提高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教条在中国经济政策中的分量。然后，一批一批企业管理者、政府官员、政策制定者开始走进大学校园学习简单的经济学课程；更多的大学教书先生也开始走出来到企业和政府部门传授类似的知识。到了21世纪的最近几年，凯恩斯主义的周期性调控理论几乎路人皆知了。

　　当前阶段的中国，必然是受西方经济学传统教条影响最深、甚至毒害最深的时代。再加某些人崇洋媚外的心理、读书人特有的迂腐，更加助长了那些洋教条对中国经济理论和经济调控政策的不良影响。

　　熟悉世界经济史，尤其是西方经济史的人，都明白：中国现在很多人学习、崇拜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教条，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曾经走过的类似历史阶段都并不如此；即使在西方的现实经济中，有时候也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比如，很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各项经济指标比中国高得多，而我们却把当前很多健康的经济指标通过与成熟国家比较当做“过热”来治理。又比如，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里说，升利率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降低利息则会减少储蓄、刺激消费和投资，而日本人上世纪90年代按着这个策略不停地降息，经济并没有刺激起来，近几年一加息，经济反而活了。为什么呢？

　　亚当·斯密早就概括了利息变化的两种效应。加息对于穷人而言，也许应该增加些储蓄，而对于那些已经有1000万元的富人而言，加息也许意味着只要存800万元就有足够的利息收入可供每月消费和防老了，其余的200万元都可以拿来花掉。反之，如果一个富人在利息率是3%的情况下，存够了800万元，每年消费24万元的利息；在利息率降低到2.4%的情况下，他必须再存200万元才能够维持原来的消费水平和养老保障。这正是日本在经过二战以后几十年快速发展后居民的财富状况和储蓄心理，所以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越是降息，居民存款反而增加，消费就越起不来。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办法完全搞反了。

　　那么中国呢？中国人的财富结构和储蓄心理决定了居民和国有企业对利率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如果没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学习格林斯潘的办法翻来覆去对中国经济进行所谓周期性管理，结果自然很滑稽。

　　以上案例同样也说明，西方经济学本身没有错。首先他们对于西方的经济体制、经济背景是适用的；其次，即便是上述案例所列举的居民对利率反应的另一种状况，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也早有反映—错误的是我们的学习者和应用者，要么只学到了一知半解的教条，要么不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照搬照抄！

　　对西方经济学教条式应用，有时候达到愚昧的崇拜程度。比如，一位就职于著名海外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华人)在上海召开的论坛上谈到“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时，带着鄙视和厌恶的口气说，“英语里根本没有这个词”！英语里有没有这些词能够说明什么呢？说明股权分置改革不合理，还是说明他不懂？

　　如果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像上述人士一样，不仅愚昧地崇拜西方经济政策教条，甚至带着特殊的价值倾向性对中国的政策说三道四，我们就不得不开始对这种食洋不化的正统宏观经济学进行批判了。